每年五月来临,太阳第一次耀出白花花的光芒时,我就会绝望地想,今年我要热死在武汉了。可年复一年,五月清蒸,六月水煮,七八月烧烤,九十月秋老虎从不缺席,我依然活着,像一个被反复锻造却始终没有熔化的铁器,只是表面多了层黑亮的包浆。
武汉的热是毋庸置疑的,冬天刚收拾行李离开,夏天便已在门外等候,几乎有半年的夏天。武汉的热度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像突然拧开的猛火灶,“嘭”地一声火苗就蹿满了整个天地。到了盛夏,太阳已不是寻常的日头,它像一辆改装车亮起的巨型远光灯,蛮横霸道,不容分说地晃瞎你的眼。而且夏天它格外敬业,上班早下班晚,仿佛就是为了陪我一一我的上班路早上朝东傍晚向西,整日都得与它正面接触,无处可逃。
武汉的盛夏究竟能热到何种地步?出行的全副武装就不说了,单说植物,阳台上精心伺候的盆栽,稍有疏忽,不出两日便能被晒得枝叶焦脆无力回天。马路边的景观树和灌木叶片被晒得焦黄卷曲,像是被无形的火焰舔过。其他价值较高的植物更得专门打点滴,这是武汉街头独特的风景,植物在这绝对的热力面前必须低头。
最难受的是正午时分,马路晒得发软,真的能融化鞋底,仿佛连声音都被一同融化,只有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那时敢出门的不是为生活所迫的奔波者,便是对生活怀有巨大热爱的勇士。我自觉收起了那份热爱,周末只有一种状态:困守,日程经过精心算计:上午起早买菜,趁凉快做卫生,咬牙做完午饭,再冲净一身大汗淋漓,才能安心坐下来去面对同样被热气熏得有些萎靡的饭菜。下午将自己伪装成畏光植物,窝在空调房里蔽荫。等到太阳终于耗尽气力沉入西山,晚(热)风吹起时,才像夜行动物一样开始一天真正的活动。因为热,整个城市的生物钟都进行了调整,夜幕降临时才被真正唤醒,才有了大排档和夜市的生气。
这种情形下,有的单位会放几天高温假,这大约是武汉独有的福利。可即便放假,七八月偏偏又是带孩子看世界的季节。我也曾被这般折磨过,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拖着行李牵着娃,在广州的潮热、香港的繁华、郑州的古城、长沙的美食、西安的城墙下穿梭,只想为娃拼凑一个收获的童年。如今终于卸下这甜蜜的担子,熊娃可以自己出行了。看着年轻同事朋友们在朋友圈晒出暑期亲子游的照片,脸上带着我当年一样疲惫又满足的笑容,我总笑侃岁月轮回,苍天饶过谁。这种炎热,连同它催生出的生活轨迹,也在一代代地轮回。
我不是武汉人,有些记忆不属于这里。我没有睡过武汉传说中的夏夜竹床阵,我的竹床在江汉平原水乡一隅。记忆中父亲穿着白色背心,侧身躺在户外的竹床上,我就像一只小猫蜷在他的臂弯,有一丝粘热。竹篾的凉意传上来,母亲坐在边上轻舞芭蕉扇为我扇风赶蚊子,那是我对夏夜最原始记忆。老家的夏比武汉稍凉快一点,我和哥哥曾为了争夺一台老式荷花牌电扇屡次发生纷争,哭声和蝉鸣一样嘹亮。那些热,是浸在亲情与童年争斗里的有形回忆。
这些记忆与我后来在武汉经历的夏天火炉,仿佛来自两个季节。几十年来晒了这么多日头、流了这么多汗,我从未因此瘦下来,像一块被反复熏制的腊肉,一年比一年更黝黑结实,这倒成了我在武汉生活多年的最佳注脚。朋友笑我黑,我便自嘲说在武汉晒的,这理由天经地义,若说在东北晒成这样,我倒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不知道东北的冷究竟如何刺骨,但我的黑,确确实实可以向武汉的夏天追索根源。
回想多年前刚来武汉,大学宿舍的条件简陋如同传说。八人宿舍仅凭头顶一台咿呀作响的吊扇,夜里十一点准时断电,怎么熬过来的?记忆里只剩下黏腻了。后来租房与老马共用一台鸿运扇,出租平房的窗户装着铁丝网还得拉上帘子,风被层层阻隔,那是一种密闭的、实实在在的热。曾听一位北方来汉的朋友说他初来武汉时条件简陋,盛夏时节将毛毯浸湿铺在地上再铺凉席对着电扇吹。一觉醒来毯子干透,人像被烘干一样。听他讲起这些往事,我仿佛能听见水分被热风滋滋蒸发的声响。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武汉,还得学会咽下这份热。我们抱怨,我们逃避,但最终都习惯了。总担心热死在武汉的恐惧,只是一种习惯又夸张的担忧,多年间我只是轻微中过一两次暑,其余时候倒也安然。年轻时血液像夏天的温度一样高涨,追逐奔跑;如今中年,渐渐归于一种空调房般的平静。我依然怕热,怕那白花花的日光,怕出门瞬间袭来的热浪,怕阳光让脸上的斑晒更严重,但我依然待在武汉。
武汉的热,东北的冷,高原的晒,海滨的潮,说到底不过是我们选择一座城时必须签收的合同附件,我们在这附件规定的条件下搭建自己的生活,流淌自己的汗水,体会自己的冷暖,寻找自己的荫凉。热辣是它的表象,而百味杂陈的生活本身才是永不干涸的内核。我终于不再惧怕武汉的夏天,而是带着一点不耐烦的坦然,走进它,穿过它,并在年复一年的奔忙中确认自己依然活着,活出一身被它锻造出的、黑亮而坚实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