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歌：最近，武汉大学开放校园引发关注。对于大学校园难进，赞同者往往以人口基数与校园资源有限性来辩护，甚至包括民众素质、安全隐患等，但我觉得这里面大家很容易忽略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校园曾经是开放的，普通市民曾经是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大学的。
大学校园难进，不过是这几年的事。至于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应该心知肚明。这扇门被关上了，就很难重新开。但武大重新把门打开，这是否说明，那些以安全、资源有限性乃至“国情”为大学封闭辩护者的论调在事实上的破产？
李公明：大学校园难进，一直是这几年来困扰公众的话题。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校外人员入校不再区分工作日与周末，刷身份证即可通行，马上成为热点。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你所讲的，既然武大这样的重点名校可以开放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安全、资源、国情的理由能够为封闭校园辩护呢？
有人或许要问，公众为什么要那么关注进校园问题？其实应该反问：这些学校如果是公立的，谁给你的权力不让公众自由进入呢？
大学是教育场所，是传播文明的空间，世界上的大学校园都是向公众开放的，这是大学的文明使命。
对于校园管理来说，开放校园肯定会带来工作的压力，但这不是封闭校园的合法理由。以极为严苛的门禁手段隔断大学师生与公众、大学校园与社区的共生关系，这是大学的光荣还是耻辱？
事实上，且不说大学要维持运作的经费来自国家公共财政，也就是来自全体纳税人的贡献，就以大学与城市、所在社区的关系来说，谁能否认每所大学的发展都得到了所在城市和社区地方的全力支持？谁能否认大学师生与城市居民应该建立相互自由交流、彼此融合的友好关系？
总不能在书本上理论上点头、到了校门就翻脸不认人吧？
无论怎么说，校园的大门应该对公众自由开放。这不是大学对公众的恩赐，而是大学对文明的承诺、对公众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契约的遵守。
边歌：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执掌者朱孔军恰是广东老熟人。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当过华南师大党委书记，教育厅长，后当了中大党委书记。有论者认为朱孔军书记去了武大是在给广州的大学立标杆，广州的大学必须跟上。
而有自媒体博主实地探访发现，广州知名高校中，中大、华工是封闭的，暨南大学、华师、华农则是开放的。至少从广州这五所最著名的大学来看，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行政层级越高的大学，越封闭。这是否意味着，因为它的行政影响力越大，它才足以消解或抵挡甚至无视校园封闭带来的压力？
李公明：这是一个行政级别与舆论压力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当然是行政级别越高越抗压，虽然这是很不正常的公共政治之疾。
具体来说，级别高、学校规模大、校园胜景多的学校总能以“校情”有别于其他学校为理由，拒绝自由开放校园；而奇怪的是在公众的心目中，经常也有一种仰视的心态，觉得人家不是一般大学，不让进总有它的理由。
其实，封闭校园对于校方领导来说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压力，如果上级没有说话，就自媒体的那点舆情能够对产生多大的压力呢？谁都知道，封闭校园总是少了一些校园管理的麻烦事，而开放也谈不上是什么政绩。即便由于武大的开放而形成一些舆情，只要沉得住气就啥事没有。
因此，应该从一个根本问题上分析封闭校园给大学本身带来的重大伤害——为了减少一点校园管理的麻烦，而对教育、学术事业的正常发展带来的那些无形的、却是很深重的伤害。
第一，严苛的预约进校制度迅速衍生“校园商机”，校外黄牛党与校内某些师生员工里应外合大发“进校财”。如北大某下属研究所被通报批评，该所共几十人，一天之内帮外人进入北大就“创收”60万元；某研学团队通过校内关系拆分预约139名学员进入北大，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150万元；每个学生每月拥有8个预约名额，那都是钱啊。一所著名大学到了这个地步，整体性灵魂的腐败前所未闻。
第二，校际之间和城市之间的学生、教师的学术交流就因为严苛的进校制度而受到的伤害无法统计，因为在生活中常有许多听课、听讲座、访问师友等等学术活动是难以提前安排的，在临时无法找关系预约的情况下只能放弃。对于附近学校的学生来说，方便自由蹭课、蹭会本来是大学社区的优势，也常常因为进校难而作罢。
那么，难道学校领导对校园“进校商机”和种种不利学术交流的情况会不知道吗？问题是只要不出事，这些情况对他来讲可能不会构成什么压力。没有足够的压力，用过去的话来讲，“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边歌：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说要求大学校园开放，那么首先应该要求政府大院开放。
从价值排序来考量，老百姓去政府大院是办事或伸张权益的，它似乎比进大学校园休憩旅游更重要；而从事实逻辑来看，大学校园封闭不过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而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广东英德石牯塘镇政府就开放了大院，被夸为“最暖心、最接地气”的乡镇政府，而广东省政府原参事王则楚老先生，在他的个人自媒体上透露，想到广州南沙区政府大楼找区住建部门沟通事情，无法进入大门的遭遇。老师会如何看待这些事？
李公明：这种说法把校园和政府大院的开放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但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来看又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大学过去一直是开放的，而政府大院从来是封闭的。
或许这是校园管理者的一种说法：先要求政府大院开放再说吧。
说到王老先生的遭遇，显然说明区政府大院的级别高于镇政府，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级别体制现象。一个公民无法进入为自己服务的管理机构的大门，在这里不是卡夫卡的小说套路，而是必须追问的现实。
问题是，光靠王老先生一个人追问是没用的，应该有更多人起来一起追问。事实上，王老先生的视频媒体已有了数十万粉丝，只要这些人起来同声追问，别说是一个区政府大院，天底下还有什么政府大院是进不去的呢？
（对话人：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边歌：广州媒体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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