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
武汉出现罕见一幕：
湖北日报联合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发起并促成
两位“红星”后人
跨越90年的相聚
现场沸腾了！
本报记者龚雪（左一）和董闯（左二）、埃里克·福斯特（左三）合影（湖北日报记者 任勇 摄）
1960年、1964年、1969年，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三次访华。每一次行程中，他都提出，想要见一见“王牧师”，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这位“王牧师”，真实姓名叫董健吾，1936年受命秘密护送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董健吾精通外语、眼界开阔，斯诺曾言“即使仅仅为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90年光阴流逝。5月17日，湖北日报联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发起并促成埃德加·斯诺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与董健吾的孙子董闯在武汉相聚。他们双手交握的一刻，他们在时光的倒影里看见两位先辈的深厚友谊，看见“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如今更是处处闪耀红星。
埃里克·福斯特与董闯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一同参观“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生平事迹展”，并进行交流。（湖北日报记者 任勇 摄）
埃德加·斯诺，被誉为“给了世界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的美国记者。他曾走遍旧中国的大江南北，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生疾苦。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对陕北苏区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污蔑中国共产党为“赤匪”，将红军妖魔化为“暴徒”，外界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怀着“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斯诺决定前往陕北苏区实地采访。
秘密护送斯诺的重任，交到了董健吾手中。
董健吾1891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利用牧师身份从事情报和联络工作，被称为“红色牧师”。
“他是隐蔽战线的战士，隐姓埋名干革命。”董闯告诉埃里克·福斯特，祖父董健吾曾创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革命烈士遗孤和中共领导人子女。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子女，以及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曾在园中得到悉心照料。
董健吾还曾受宋庆龄委托，携带中共中央密信前往陕北瓦窑堡，肩负起接通国共两党中断近十年联系的重任，成功搭建起国共两党秘密沟通的桥梁，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了不起！”埃里克·福斯特边听，边连连点头。
叔叔斯诺的故事，他也耳熟能详：到达西安之后，斯诺苦苦等候接头人。一天，自称“王牧师”的董健吾找了过来，拿出写着英文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斯诺手中也有半张名片，拼对相符，两人就此对上了号。
一路跋涉，斯诺藏在董健吾安排的卡车中，警惕万分地穿过军警特务密密麻麻的岗哨关卡。在搜查严格的地方，他甚至只能屈身钻入一捆捆棉衣搭好的洞窟中隐蔽起来。最终，在“王牧师”的护送下，他成功抵达，成为第一位深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
两人一边参观展览一边交流。（湖北日报记者 任勇 摄）
这趟陕北之行，斯诺花了4个月时间深入采访调查。
他和毛泽东有过彻夜长谈，对什么叫“长征”、什么叫“红色的希望”有了真正的了解。1937年10月，斯诺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这本书让世界第一次知道，在中国有一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者，有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人民军队。”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处长陈磊介绍，《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和红军不可征服的精神，为中国抗日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国际舆论支持。
埃里克·福斯特告诉董闯，他2010年来到中国，发现《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他这才知道，叔叔斯诺与中国、与中国人民的联结有多么深刻。
2025年8月，埃里克·福斯特受邀到南京参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并接受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的专访。
采访中，埃里克·福斯特回忆起斯诺与武汉的渊源——
1938年，斯诺抵达武汉，在珞珈山周恩来寓所深入交谈，研读《论持久战》，深刻洞悉抗战局势，以此为蓝本撰文著书，持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他还与妻子海伦·斯诺、好友路易·艾黎等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成为协会宣传者和争取外国支持的发言人。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特别策划“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生平事迹展”，全面展现这位红色隐秘战士的革命一生。
筹备事迹展的过程中，董闯得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曾与埃里克·福斯特有过深入交流，萌生了想要替祖父见一见斯诺后人的想法。
“父亲告诉我，祖父多次提起过他与斯诺曾有约定：来日必相见。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都在关注着斯诺的消息。可惜，当年由于患病等原因，二人始终没能再会。”董闯说。
另一边，埃里克·福斯特也深知叔叔生前的遗憾。
1960年，斯诺访华时曾向毛泽东郑重提出想寻找当年帮助他前往陕北苏区的“王牧师”。但董健吾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中央多方核查才知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由于当时行程紧张，斯诺此次未能与董健吾见面。
1964年、1969年斯诺两次访华，均提出想见“王牧师”。但董健吾身体状况不佳，两人再次“错过”。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与世长辞，享年79岁。1972年斯诺在瑞士离世，这对红色挚友终究没能实现余生再会的心愿。
为帮助这段跨越国界和生死的友情“再续前缘”，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多方联系，终于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联合发起并促成此次斯诺与董健吾后代在汉相聚。
走进董健吾生平事迹展，埃里克·福斯特频频举起手机拍照。
他看到了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珍贵照片，他看到了斯诺在陕北采访苏区红军的真实场景，他也看到了当年董健吾护送斯诺穿越封锁线时的重重惊险。
在一处展板前，埃里克·福斯特久久驻足。
1937年，董健吾以“幽谷”为笔名，在《逸经》杂志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客观记述了红军长征的主要历程，是中国国内第一篇公开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发表时间早于斯诺《西行漫记》的中文译本。
“真有意思！”埃里克·福斯特端详《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中的长征路线图，感叹董健吾与叔叔斯诺是神交挚友，虽然国籍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却对中国革命、对红军，有着同样的感情与认知。
埃里克·福斯特从小听着斯诺与中国的故事长大，心中埋下对中国的向往。他已在北京定居16年，一直深耕中国历史研究。多年来，他深刻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中国在很多领域已达世界第一。“新时代斯诺精神的核心是坚持真实报道，我也要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他说。
“中国欢迎您，武汉欢迎您！今日相聚，我们终于实现了二位先辈的夙愿！”董闯再次握住埃里克·福斯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抵达陕北采访后，斯诺还曾多次到访武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和重要作品。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斯诺的合影
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一区27号的周恩来旧居内，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寓所前，与斯诺的合影引人注目。这张照片于1938年6月由时任机要秘书童小鹏拍摄。多年后，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回忆道，“6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武汉大学周恩来旧居纪念馆内斯诺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合影
除了《西行漫记》外，斯诺还在武汉采写了长篇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让西方国家对江南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的早期抗战活动有了初步了解。
那是1938年7月，斯诺从香港抵达汉口。抵达汉口后，斯诺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斯诺采访了项英，深入了解项英的革命活动，同时也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四军。他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字里行间透露出民众响应号召自发加入新四军的热情，各方力量团结一心。
在中国的大地上，斯诺不仅仅用文字，更用行动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努力找寻“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1928年，年轻的斯诺来到中国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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