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日，武汉大学宣布向社会全面开放。这消息不算惊天动地，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许多人心里漾开了圈圈涟漪。随后，武汉各高校纷纷跟进，官媒也以积极的姿态报道了这一“好消息”。
说是“好消息”，恰恰反衬出此前长久以来的“不正常”——大学关门，竟成了常态，以至于开门都值得奔走相告了。
仔细想想，大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上大门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指向新冠疫情。的确，疫情之初，封控管理是必要的应急之举。可问题是，疫情高峰早已过去，生活早已重回正轨，商场开了，公园开了，博物馆开了，唯独许多大学的门，依然紧紧闭着，或者只开一条缝——本校师生刷脸进出，校外人员一概免进。
这种“例外状态”被无限期延长，渐渐凝固成新的“常规”。疫情成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者说，一个历史性的契机，让一些大学顺理成章地收回了本属于公众的空间。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扇门不仅对社会公众关上了，甚至对校内教职工也不再 freely 开放。刷脸、刷卡、核验身份，一道道程序把大学校园变成了一个精密管控的场所。
保安成了权限最高的守门人，而教授进门时若忘记带卡，也可能遭遇尴尬的盘问。这还是那个曾经自由出入、思想激荡的大学吗？
封禁的理由，说起来总是冠冕堂皇的：为了师生安全，为了维护教学秩序，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影响校园环境。这些理由并非全无道理。大学毕竟不是公园，它的首要功能是教学与科研。如果有人随意闯入教室喧哗，或者在图书馆大声喧哗，确实会干扰正常的学术活动。
但问题是，这些潜在的风险，是否足以成为全面封闭的充分理由？公园也会有人破坏花草，博物馆也会有人触摸展品，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把公园和博物馆永久封闭起来，而是通过管理、引导和规则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到了大学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封了之”这一条路？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大学究竟是谁的大学？
我这里说的，主要是公办大学。民办大学拿了私人的地，用了私人的钱，关起门来办教育，旁人确实不便多嘴。但公办大学的土地是国家划拨的，经费来自纳税人，它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一项全民资产。既如此，它就不应该成为某个小圈子的私有领地，不应该被围墙围起来，仅供师生“内部享用”。大学的“公”字，不只是公办的意思，更包含着公共、公器、公益的深刻内涵。
早前的北京大学，不仅校门敞开，连课堂都是开放的。校外人士可以随意走进红楼，旁听胡适、鲁迅的讲课。那时候的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灯塔，是城市的心脏，是思想的高地。附近的百姓可以到校园里散步，青年人可以来旁听课程，社团活动向社会招募成员，图书馆也部分对外开放。大学与城市是融为一体的，大学因城市而活，城市因大学而盛。
如今，这种关系被物理上的铁门和电子上的门禁系统彻底割裂了。大学成了“象牙塔”——这个词在过去是一种褒奖，赞美大学超凡脱俗、潜心学问；但在今天，当大学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外界交流时，“象牙塔”就带上了一层贬义，意味着脱离现实、自我封闭、高高在上。有些大学管理者，真把学校当成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可以随意决定让谁进、不让谁进。这种心态，与大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主张大学开放，不是主张大学无序。开放不等于没有管理，共享不等于放任自流。完全可以借鉴国内外优秀大学的管理经验：教学区与公共活动区域可以适当区分，游客和校外人员可以在规定区域内活动；可以实行预约制度，合理控制人流；可以加强校内巡逻和引导，及时制止不文明行为；可以在寒暑假、周末等非教学高峰时段加大开放力度。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而非原则性问题。以大学之智慧，解决这些管理难题，本应是游刃有余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观念。大学的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在哪里？大学的公共性如何体现？封闭管理带来的那一点点“清净”和“安全”，是否值得以牺牲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属性为代价？
武汉大学此次带头解禁，意义非同寻常。它像是一个信号，提醒所有公办大学：疫情那个特殊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是时候重新打开大门了。大学的精神，从来不是在封闭中养成的，而是在开放的、自由的、与外界激荡交流的环境中锤炼出来的。让市民走进来散步，让中学生走进来看看大学的样子，让社会上的求知者走进来旁听一堂课——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门开了，思想才能流动；墙拆了，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