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武汉大学官宣：全面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
从此，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公众只需持本人身份证，便可在珞珈门、弘毅门等主要校门自由步行入校。
这意味着，自2023年7月启动的那套“抢号—核验—放行”的繁琐流程，终于彻底成为历史。
消息一出，网上叫好声一片。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量游客被挡在全国多所高校门外，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不远千里赶来，却因为预约名额秒光、黄牛票炒到数百元而败兴而归。
如今，武汉大学主动拆掉了这道人为筑起的门槛，无异于在沉闷的高校“围墙”上，砸开了一扇透气的窗。
这一次，武汉大学做了一件真正顺民心的事。
这件顺民心的事，偏偏发生在一所近年来饱受舆论争议的大学身上。
过去两三年，武汉大学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形象颇为复杂，甚至可以说不乏负面标签。
从引发全网震怒的“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尽管后续通报与受害者的指控之间存在巨大争议，学校处理方式未能完全平息质疑；
到刚刚过去的OPPO母亲节饱受批评文案，武大“上杆子”将自己绑上OPPO的舆论火箭，上演了一出“自我绑定式”的切割闹剧。
一连串舆情事件，让这所百年名校一度陷入“说什么错什么，做什么错什么”的被动。
许多人甚至调侃：“武大现在做什么都很难让人夸得出口。”
可这一次，恰恰是那个被骂了很久的武大，做了一件让人没法再骂的事。
它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负责任的大学，不会因为曾经“受伤”就变得更加封闭和敏感，反而会在关键节点上，选择最朴素、最正确的道路:把校园还给社会，把方便还给民众。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
疫情三年，出于防控需要，全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建立了严格的预约入校制度。
这本是临时应急之策。可疫情结束后，绝大多数高校却像得了“创可贴依赖症”一样，迟迟不肯撕下这道管理便利的封条。
有的高校把预约系统改版升级，做得比政务APP还复杂；有的高校明明校园空旷、教室闲置，却以“资源有限”“安全考虑”为由，把日均进校名额控制在几百人；更有甚者，门禁一卡了之，本校师生刷脸，校外人员连校门影子都看不到。
曾几何时，大学校园是城市的“后花园”，周边居民晨练散步、周末遛娃，大学生和市民共享草坪、食堂和图书馆，那种开放与包容，是大学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而如今，冰冷的闸机和永远约不上的名额，把大学变成了封闭的“城堡”。它记得住校友的捐款，记得住领导的视察，唯独忘了它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普通市民。
预约制之所以能“赖”着不走，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字：惰性，管理者的惰性。
对高校而言，预约制是最省事的方案。人数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推。
至于市民的不便、学生的隔离感、城市公共空间的碎片化，都不在KPI的考量范围之内。
这种“闭门办学”的倾向，本质上是大学精神的退化。
大学之所以为“大”，不仅在于有大楼，更在于有开放包容的胸襟。
蔡元培先生当年办北大，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兼容并包，首先就体现在大学对社会的开放态度上。
如果连校门都要设卡，连路人都要盘查，又如何指望它能以开放的姿态引领社会进步？
正因如此，武汉大学的率先破局才显得弥足珍贵。
在众多985高校中，它不是财力最雄厚的，也不是管理负担最轻的。恰恰相反，武大校园依山而建，地形复杂，游客一直众多，管理难度本就高于许多平地上的大学。
可它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路：不把管理压力转嫁给社会，而是用更精细的内部管理来消化开放的代价。
据说新规出台前，校方反复论证了安保力量配置、重点区域分流、不文明行为劝导等配套措施，这种“先铺路后开门”的态度，远比那些一句“条件不成熟”，就把公众挡在门外的学校诚恳得多。
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几年武大在舆论场中吃了不少亏。
图书馆事件中，学校的通报被指责“和稀泥”；OPPO事件中，卷入本不该承受的骂名。
但公正地讲，一所大学的好坏，不能只凭一两件争议事件来定论。
在“关闭校门”成为全行业潜规则的今天，武大敢于逆流而上，主动打开校门，单凭这一点，它就值得公众送上一张“改观票”。
大学不是圣坛，不可能永远不出错，但敢于在错误之后依然选择信任社会、拥抱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成长。
当然，一个武大的开放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从珞珈山出发，这股开放之风能吹遍全国。
希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每一所把自己锁在围墙里的高校，都能重新审视那道校门的意义。
那道门不该是一道“筛选器”——只放行提前三天预约的“合格游客”；而应该是一道“转化器”——把校园的学术空气、人文底蕴，转化为城市公共精神的养分。
说到底，大学是属于人民的。它的经费来自纳税人，它的声誉来自社会信任，它的使命就是服务国家与民众。
如果连一道校门都不愿意打开，又如何指望它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这次，武汉大学用行动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我们为这个回答点赞，并期待更多高校能够听懂这声呼唤。
校门开了，民心就顺了。希望从武大开始，每一所大学都能成为一座没有门槛的“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