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新华日报社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意一路的大陆里 4—９号，建筑为二层里弄式民房，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当年，新华日报社在这里租用 6 幢房屋，并买下一家已停刊报纸的印刷厂，作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宿舍。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在此创刊。《新华日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是当之无愧的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重要舆论阵地。新华日报社旧址原房屋至今完好，现为居民住宅。1983 年 4 月，新华日报社旧址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艰难创刊，吹响“抗战到底”号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创办并非易事，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提出、谈判和筹备过程。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提出了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党报的要求。1937 年 10 月，周恩来领导潘梓年等人开始在南京筹备办报。后因上海、南京战局紧张，筹备人员转移至武汉，继续为办理报纸登记手续奔波。12 月 21 日，周恩来等人在武汉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次提出办报事宜，蒋介石最终同意。
1938 年 1 月 11 日，经过积极筹划和紧张筹备，《新华日报》正式创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经过多次修改，最后由秦邦宪定稿的《新华日报》发刊词庄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发刊词还强调“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这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道出了新华日报社办报的宗旨。
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图为该报创刊号
虽然《新华日报》成功创刊，但其发行内容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格管控。为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动员全民抗战，《新华日报》采取了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将抗日救亡的声音渗透至社会各阶层。除在武汉三镇设立发行处，在报摊和书店公开售卖，利用铁路、航运网络向全国辐射外，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还组成秘密发行网，将关键的社论散发到前线。1938 年 3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福新里 8 号秘密设立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正式运作，该所伪装成民营文化机构，成为抗战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战时书报供应所直属长江局，由周恩来等直接指导，钱俊瑞担任所长，通过公开销售与地下翻印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其他进步团体，向全国输送《新华日报》、毛泽东《论持久战》及其他进步书籍杂志，将抗战宣传渗透至前线、工厂及沦陷区，日均分发图书数千册。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前，累计传播书刊超 50 万册份，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战时书报供应所撤离时，其人员与设备转移至重庆、桂林，融入其他机构，延续文化火种。《新华日报》不仅是中共舆论阵地的缩影，更以“纸弹”助力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现了思想动员的隐蔽力量。
呐喊动员，助力保卫大武汉
《新华日报》创刊以后，从内容到版面均与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及其他民营报纸截然不同，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深受民众喜爱，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一面红旗树立起来了！”并亲切地称《新华日报》为“我们的报纸”。
1938 年 1 月 13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响亮口号。社论指出，“必须迅速地进行直接保卫大武汉的工作”，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大武汉的抗敌军事主张和动员全民抗战的思想，提出“欲保卫武汉，必须先从远后方去牵制和打击敌人，从野战中去消灭敌人，这才能争取时间，加强起大武汉的防卫力量，建立起新的军备，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
6 月 11 日夜，日军趁大雨突袭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打响。12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保卫大武汉》。社论在分析抗战的总体形势后指出：“提出并强调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在目前紧急的时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所谓保卫大武汉，不是把武汉当作一个孤城来死守，武汉的存亡是决定于前面野战军的胜败，只有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而武汉才能保持。”同时，对保卫大武汉提出六点意见。15 日，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通过《新华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提出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的详细方案。
1938 年 9 月 9 日，武汉各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运动大会召开。图为新华日报社员工参加会后的游行活动
8 月 11 日下午 5 点，武汉三镇各界民众汇集武汉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歌咏大游行。次日，《新华日报》报道：由于九江失陷，武汉告急，《保卫大武汉》的歌声充满了街头里弄，雄壮有力的歌曲拨动了人们的心弦。10月21日的第 283 号报纸开始出版半张，且是采用手摇印刷机印刷的。当时武汉即将沦陷，街市上已呈现混乱局面，敌机不断轰炸市区，报馆被毁坏，无法工作。当日的报眼是大号黑体的战斗口号：“我们不应自馁，我们要在持久战中，把已经陷入泥沼的敌人葬埋下去！”22 日的第 284 号报纸，报馆地址更改为五族街。两则紧要启事更为醒目，一是继续告知八路军办事处迁湘，二是公告《新华日报》重庆版日内出版。当日的报眼大字口号是：“现在保卫武汉的战斗，已临到最后关头。我们保卫武汉固然重要，而产生新的力量坚持长期抗战更为重要。”
在抗战烽火中，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新华日报》如同插在国统区的一面鲜艳的号召全民保卫武汉、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旗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统区的“喉舌”，通过新闻舆论动员民众投身武汉保卫战。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为平台，在战时消息、抗战动员、抗战募捐等多方面，协同《中央日报》等媒体，共同开展武汉保卫战的动员工作。
以笔为枪，报人奔赴抗战前线
《新华日报》创刊初期，采编力量捉襟见肘。编辑部打破常规建制，总编室三位核心领导率领精锐尽出，以笔为枪，直抵前线。总编辑华岗东渡长江，在皖南丛林中建立起东南前哨；副总编章汉夫北渡黄河，在豫北战壕里架起第一战区观察哨；国际版编辑何云穿越日军封锁线，在太行山麓建立起华北通讯站。在战地前线，国内新闻编辑石西民乔装成商贩，突破重重封锁潜入苏南，成为首位常驻新四军根据地的战地记者；名记者陆诒迎着徐州会战的硝烟，在台儿庄的残垣断壁间写下近 30 篇鲜活生动的报道。这些呈现抗战风云的文字让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前线实况，推动抗日宣传，传递了抗战的精神。
陆诒是《新华日报》第一任采访部主任，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百万字，记录了抗战时期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役，被誉为“抗日战争时期三位出色记者之一”。《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时，曾与陆诒在《大公报》共事的范长江力荐他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兼采访部主任，他没有丝毫犹豫，欣然同意。
《新华日报》对这位资深的年轻记者极为重视，特意在普海春餐馆设宴欢迎他，博古、凯丰、潘梓年、华岗等人出席。入职当月，陆诒便奔赴前线，1月 27 日，他的首篇战地报道《北线动态》就在《新华日报》刊出。
陆诒在其回忆录《战地萍踪》中记录了他 1938 年 2 月 8 日乘坐火车奔赴战地前线的细节。3 月中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激战。4 月 4 日陆诒抵达徐州，当晚便和范长江一同拜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连夜写成报道《胜利前夜的台儿庄》。次日，他们搭乘军车采访了汤恩伯、孙连仲等司令官，下午便要求前往台儿庄前线。6 日夜，他目睹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时刻。7 日清晨，胜利消息传来，他和范长江立刻前往前沿阵地，未熄的余烬中，现场之惨烈，令他震撼不已。12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诒的战地通讯《踏进台儿庄》，其中写道：“四月六日晚间九点半，我军重炮弹击中了敌人的弹药库，动摇了敌阵，前锋部队冲进台儿庄寨子，手榴弹如雨下，展开白刃战，把原来困守台儿庄一角之残敌七八百人解决了！只有一小部分，狼狈地向台儿庄近郊退却。”台儿庄战役中，4 月 1 日晚敢死队的成功夜袭，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此次夜袭的 57 名敢死队员中，44 人为国捐躯。陆诒在 4 月 13 日、15 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战地通讯《满怀兴奋上前线》和《鲁南会战》中，对敢死队奋勇杀敌的事迹进行了首次报道，震撼人心。此后，陆诒扎根台儿庄外围战场，持续跟踪采访，直至 5 月徐州会战打响。在这 3个月的时间里，他陆续发回近 30篇电讯稿及战地通讯，让后方民众得以知晓前线战事。
武汉失守前，新华日报社先后派出记者 37 人次赴前线采访，数量居国统区各报之首，他们大多前往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刊发的战地新闻及时且丰富，9 个月共刊发了 100 多篇战地通讯。
“新升隆”号，血色江涛上的新闻火种
武汉会战后期，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在这紧要关头，叶剑英建议吸取南京撤离时缺乏交通工具的教训，提前筹备。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安排长江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克农落实。李克农迅速通过统战关系，订租了泰昌公司 1909 年 4 月制造的总吨位 334 吨的民用轮船“新升隆”号。1938 年 10 月下旬，周恩来决定让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乘船先行撤往重庆。
10 月 22 日下午，大批已装箱的印刷设备、成捆的文件等物资搬上了“新升隆”号，新华日报社 53 名工作人员、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东北抗日联军第 4 军军长李廷禄及其秘书李西林、加拿大援华护士简·尤恩及其他一些转移人员在李克农率领下登船。22 日晚，“新升隆”号溯江缓行而上，23 日上午 8 点多行驶至距武汉 85 公里、今洪湖市嘉鱼县燕子窝江面。当时，敌军已得知武汉国民政府将西迁，在空袭武汉的同时加强了对上行船只的封锁。潘梓年让项泰通过船上的广播通知大家提高警惕，为防范空袭只少数人留守，其余人全部上岸。下午 3 时许，距离敌机空袭过去一个多小时后，部分人员以为警报解除便陆续返船。正当返船的人员在船舱休息时，4 架敌机再度返回在轮船上空盘旋，围绕“新升隆”号轮船连续轰炸、扫射。炸弹炸中船头，撕裂江面，“新升隆”号前舱被炸毁后燃起熊熊大火，甲板被机枪扫射，铅字盒在烈焰中炸裂，油墨与鲜血混作赤潮。一小时后，“新升隆”号化作焦骸，25 人殉难，50 余人负伤。江风呜咽，铅字沉沙，未竟的新闻与生命共葬于波涛。李克农、王炳南和王安娜等部分人因在岸上，没来得及返船，逃过了空袭。隐藏在土坑里的王炳南和王安娜，不顾危险，用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轮船遭敌机轰炸的惨况，留存下敌军血腥屠杀的铁证。
“新升隆”号被炸，船上的印刷设备、随行衣物行李等全被烧毁，伤员缺医少药，同志们只剩随身穿的单衣，而燕子窝距重庆还有 1300 公里。24 日凌晨，撤退工作大队部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克服困难，继续西撤，从燕子窝徒步行进，再乘小木船到达峰口，从峰口乘民船航行 6 天到达公安。在公安，《新华日报》总馆人员乘轮船取道沙市、宜昌，最后乘客轮前往重庆。撤退的同志由潘梓年和李克农率队，日夜兼程，最终于 11 月 23 日前全部抵达重庆。
如今，嘉鱼江畔仍立有一碑——“新升隆轮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碑文无声，却是这段惨烈历史的见证。这场江涛中的惨案，已化作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史诗——它告诉后人，烽火年代，每一行铅字都可能是用鲜血写就的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