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杨静远，1923年出生，曾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1969年从人民出版社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整理：如蓝
采访时间：2011年5月
《让庐日记》与《咸宁干校一千天》
我写《让庐日记》的时候，是1941年到1945年的时候，那是正是抗战的时候，武汉大学西适到四川乐山。当时我正是这个学校的大学生，这本书是我日记的选编。
后排左二为杨静远
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我想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愤怒。因为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我感到非常愤怒。
《咸宁干校一千天》也是我亲身的经历，如果要形容的话，应该说是悲凉。在干校的处境是很悲凉的，我们干了很重的活，思想包袱很重。
后来我调回来北京了，但是这一段经历我忘不了，总要留个纪念，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没地方出。为此我还找到沈昌文。后来找到苏雪林，她跟我母亲袁昌英是好朋友，在她的帮助下，就在台湾出了，然后又在大陆出版了。
注：袁昌英（1894年—1973年） ，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上海中国公学教授，自1929年起，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中文系教授。先后求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是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与苏雪林、凌叔华并称“珞珈三女杰”。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
袁昌英
最担心儿子的学业
我在干校最担心的是儿子的学业。那时他在农村地方学校上学，很调皮，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就想，无论如何要把他送回北京上学。
当时也没经过连里同意，我在探亲假的时候把他带回北京。返回干校的时候，我就不带他了。当时他在北京没有粮票，因为干校把他的粮票给扣住了。在北京怎么办呢，就吃不要粮票的油饼。因为没有干校的证明，北京的学校也不收，他半年就在家里，他父亲就教他数学、物理，他自己就学画画。后来在北京一个汽车的厂子里也画。
现在他在清华大学，也是搞美术。
最遗憾的是我的弟弟杨弘远
我的弟弟杨弘远比我小十岁，他那时（特殊时期父母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对父母不理解，让父母很伤心，我怎么劝也不行。后来弟弟也去世了，其实他身体很好的，学问也不错，做到了中科院院士。但是我的亲戚们都不原谅他，我想他自己也愧疚，结果那么早就去世了。
我的父母亲都是为武汉大学做过贡献的，我的弟弟如果活着还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可是，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的命运，我心中的苦啊，永远无法解脱。我为我的家人感到无比遗憾。
注：杨弘远，195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推动中国实验胚胎学迈向实验生殖生物学的先驱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0年11月1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77岁。
杨弘远指导研究生做试验
采访后记：看了《让庐日记》和《咸宁干校一千天》后，我拨通了杨老家的电话。然后有了上面的文字。
我依然记得那天的电话里，杨静远老人的声音有些沧桑，而中气很足。作为采访者，我深感每段口述都可能成为解读一个时代的密码——而记录本身，就是对抗遗忘最温柔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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