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刘殿锋等 | HI:农村聚落与坡耕地的耦合动态【文献分享99】

论文题目：Coupled dynam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sloping cropland: ecological risks and socio-ecological responses in a karst mountainous area（农村聚落与坡耕地的耦合动态：喀斯特山区的生态风险与社会—生态响应）

论文作者：Linyu Yang ^a, Dianfeng Liu（刘殿锋） ^{a *}, Yangbing Li（李阳兵） ^{b **}

发表时间：2026.03

期刊名称：Habitat International

期刊信息：SSCI；JCR Q1；中科院1区Top；影响因子7.0

作者信息：a.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b.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26.103784

中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生态脆弱、人地矛盾突出。农村聚落与坡耕地的空间重组会改变景观生态风险，但二者耦合演化及其生态效应仍缺乏长期解释。论文以贵州花江峡谷为案例，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1969-2022年农村聚落—坡耕地耦合及风险响应。研究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并将耦合关系划分为“聚落多—坡耕地少”“聚落少—坡耕地多”和“二者均衡”三类。结果表明，农村聚落逐渐成为主导景观，坡耕地显著收缩，并由陡坡生计耕作转向撂荒、生态恢复和经济林果。区域生态风险由1969-1980年的中高风险主导，转为2004年后的低风险主导。

农村聚落与耕地共同塑造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其布局关系影响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乡村转型。山区地形起伏大、平缓土地稀缺，坡耕地既支撑农户生计，也易诱发水土流失、石漠化和景观破碎化。既有研究多单独考察聚落或耕地，或用植被覆盖、石漠化指数评价生态工程成效，较少把农村聚落与坡耕地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耦合子系统来解释。为此，论文以花江峡谷为典型案例，追踪二者长期演变及生态风险响应。

论文将农村聚落—坡耕地关系嵌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资源系统是二者的空间配置，资源单元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和生态服务，使用者主要是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治理系统则包括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搬迁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政策改变农户生计和劳动力配置，进而影响土地利用强度，并表现为聚落与坡耕地格局重组。结合适应性循环理论，系统经历“生计型紧耦合—释放与重组—协同型再耦合”：早期依赖陡坡种粮，扰动强、风险高；中期受外出务工和生态政策影响，坡耕地退缩；后期聚落趋于集聚，坡耕地转向低扰动和高附加值利用。

1. 数据来源

研究区为贵州花江峡谷，面积30.85平方千米，喀斯特地貌占87.92%。土地利用数据来自1969、1980、2004、2010和2022年多源高分辨率影像，并结合野外验证，分类精度超过90%。社会经济资料来自统计年鉴、政府公报和既有研究。

2. 耦合分类

论文用“坡耕地面积/农村聚落面积”刻画二者相对关系，并划分三类：聚落多—坡耕地少、聚落少—坡耕地多、聚落与坡耕地均衡。缺少任一要素的单元不纳入耦合分析，以保证分类反映真实的居住—耕作联系。

3. 景观风险评价

研究选取景观面积占比、斑块密度和边界密度描述格局变化；再以200米网格为评价单元，综合景观扰动、脆弱性和损失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并划分为较低、低、中、高、较高五级。

1. 聚落扩张与坡耕地收缩并行

1969-2022年，农村聚落面积占比由1.01升至1.24，斑块密度和边界密度同步增加，说明聚落数量、边界复杂度和空间集聚程度均在上升。坡耕地则呈相反趋势：1969-1980年面积占比较稳定，约为15.75-16.01；2004年骤降至6.51，2010年后继续降至3.64。其边界密度由104.01降至33.46，表明坡耕地从广泛分布转为局部保留，陡坡耕作明显减少。

2. 耦合类型发生结构性转换

聚落多—坡耕地少类型持续增强，面积占比从早期约10上升至2022年的20.98，成为主导耦合景观，且边界效应增强。聚落少—坡耕地多类型总体收缩，面积占比由5.10波动降至3.46；均衡类型也由8.53降至4.59。整体上，系统从依赖坡耕地维持生计的紧耦合，转向以聚落整合和坡耕地生态化利用为特征的新耦合。

3. 生态风险显著下降但类型差异明显

1969-1980年，研究区以中高风险为主；2004年后，高风险和较高风险斑块明显收缩，低风险成为主导。聚落多—坡耕地少类型早期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占比曾超过50%，2004年后低风险占比上升，但中风险仍约占三成，仍是治理重点。聚落少—坡耕地多类型高风险占比由1969年的57%降至2004年的约21%，说明坡耕地撂荒和生态修复有效减压，但2010-2022年出现轻微反弹。均衡类型改善最明显，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由约46%降至2022年的不足16%，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升至56%。

1. 风险下降来自政策—生计—土地的联动

生态工程和劳动力外流共同削弱陡坡耕作压力，退耕、撂荒、经济林果和植被恢复降低了景观扰动。花江峡谷的变化不是单纯“生态变好”，而是治理制度、农户生计和土地结构共同重组的结果。

2. 耦合转型也伴随新问题

坡耕地退缩降低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风险，但也可能带来村庄空心化、土地撂荒和生计替代不足等次生社会风险。因此，治理不能只追求风险指数下降，还需关注人口流动、公共服务、就业吸纳和产业嵌入。

3. 治理应因类型而异

喀斯特峡谷应重点减少陡坡扰动，并通过生态产业和非农收入打破贫困—开垦—退化循环；槽谷地区可结合土地整治、立体农业和聚落重组；非喀斯特梯田区则要控制聚落扩张，保护梯田型坡耕地的生产与文化价值。论文的核心启示是，山区乡村治理需要从统一工程治理转向基于耦合类型的精细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