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得水独优，航运历史悠久，港口众多，铸就了其深厚的航运历史文化底蕴。分布于两江四岸的众多码头遗存，是武汉城市航运的记忆符号；被誉为“东方茶港”的近代武汉，是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源头。“大江大湖大武汉”奠定了武汉通江达海的内陆枢纽型港城地位，更赋予了武汉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内涵。
为探寻武汉航运、码头与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联系，宣传新时代传承弘扬武汉航运文化的必要性，2024年5月30日，武汉“社科讲坛”走进“两江晴川”游船长江书苑，举办专题讲座《大江潮涌：武汉的航运、码头与文化》，邀请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笃勤、武汉交通史专家袁厚翔主讲，武汉两江游览轮船旅游有限公司粤汉码头游船分公司负责人孙崇光主持，通过对话形式带领听众一同领略武汉丰富的航运历史资源，感受独具特色的武汉航运文化。
一、船舶的起源及航运对武汉的影响
主持人：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大江潮涌：武汉的航运、码头与文化》。首先，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闻一多先生在他的著作《伏羲考》中记载了一个远古的神话故事。天降暴雨，洪水泛滥，世间万物都被洪水冲走了，只有伏羲和女娲骑着一只巨大的葫芦，水涨葫芦高，二人得以生存，这就是远古先民最早凭借器物进行水上济渡的传说。说到船舶，也许这只葫芦可以被理解为船舶的起源。
我认为船舶的起源和发展还是从内河开始的，因为远古人类搏击大海风浪的能力还不够强，而在内陆河流湖泊中，用一段树木即可涉水。如果有多人要过河怎么办呢？就绑扎多段树木，做成木筏渡河。如果要带点东西过河，比如需要把打猎所得的食物与河对岸的人交换，就进一步把木筏加工成舟，由此逐步发展出大型船舶。所以说，船舶的发展演变历程，也是一部航运发展史。这样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笃勤老师对“航运”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请张老师先谈一谈“航运”对人类社会发展及武汉的影响。
张笃勤：航运历来是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尤其是当代航运对于全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航运为世界各地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运输服务，使得商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其次，航运业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如船舶制造、港口建设、物流服务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此外，航运还对国际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说的是现代化的航运。说起中国古代传统航运，除了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官府运输比如漕粮、铸钱用的铅铜运输之外，还有类似官督商卖性质的货物运输，比如由商人来运送官府监督的食盐。更多的航运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在中国水系发达的南方，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送主要依靠航运。
尤其像武汉，是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航运发达，码头密集。唐宋以前，武汉的港口码头大多集中在武昌一侧。武昌的黄军浦又称南浦，据说就是因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黄盖驻军于此而得名。古鹦鹉洲是靠近武昌的一个巨大的江心洲，四面环水，成为历史上一处著名的船舶停泊地。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的部将黄祖杀祢衡，葬于洲上，鹦鹉洲因此千古留名。唐宋以后，汉阳城的东门、南门滨江一带逐渐成为船只靠泊地点，航运码头逐步发展起来。清代宋湘诗句“大别山头江水东，千艘转粟画旗同”，反映了汉阳航运的发达和粮船的密集。
明代绢本画《江汉揽胜图》描绘了地处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武汉繁忙的航运景象
明代汉口成为两湖漕粮兑运点与淮盐分销中心以后，这两大宗商品带动汉口地区港口航运的发展。清康熙年间潘耒《汉口》：“汉口通江水市斜，兵尘过后转繁华。朱甍十里山光掩，画鹢千樯水道遮。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清中叶叶调元《渡水》：“武汉城门夜不键，黎明犹有往来船。码头到处明如昼，一桶松香雨里燃。”由于长江水流较急，帆船主要停泊在汉江航道上。当时的汉口船只无数，从今龙王庙所在地到硚口，排列十余里，真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港。汉口由此号称“九省通衢”，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国内四大商镇。
民国时期武汉江面上的轮船
近代汉口开埠以后，新式轮船兴起，轮船在汉江上不好停靠，只能在长江边停泊。当时的码头是新式码头，适合轮船靠泊，被称为洋码头。到清朝末年，汉口的洋码头从王家巷、四官殿一直延伸到丹水池、谌家矶一带，汉口的国际轮船航线可直达英国伦敦，德国汉堡、不来梅，荷兰鹿特丹，埃及塞得，法国马赛，比利时安特卫普，意大利热那亚，以及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等地。汉口从国内名镇发展为国际知名港城，清末贸易值最高达白银一亿三千万两，所谓“夙超津门，近凌广东，近将摩上海之垒”，被外国人士称作“东方芝加哥”，这与码头的发展密切相关。
二、“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荡”
主持人：武汉得江汉交汇之便，有通江达海之利，因水而兴，自古就是航运发达的商业港埠。刚才张老师提及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里对汉口码头的描述，这里还有两句：“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意为二十里长街码头很多，岸上车水马龙，水面上的船有如过江之鲫，航运特别发达，当时汉口码头确是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分布在武汉港内两江四岸的众多码头，多是轮渡码头和游船码头，这些码头随着航运发展及武汉开埠而兴盛，逐步成为武汉特别的记忆符号，与武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要说航运对武汉的影响，对武汉人来说，更有体验感的就是武汉轮渡了。在武汉的一座座跨江大桥建成之前，轮渡可以说就是武汉人的“葫芦”。
渡船在武汉可谓历史悠久，在机动船舶出现之前，人们过江或者沿江上下，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划子”。因为多为打鱼时使用，所以常称“鱼划子”。据说武汉最早的划子出现在唐代，并且当时有了渡口，到明清时武汉的江面上已经是十里帆樯、划子如织了。如今，国家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自2020年起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渔民都上岸从事其他工作，所以现在很难看到“划子”的踪影。关于“划子”，武汉有这样一句歇后语：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荡（音“趟”）。袁厚翔老师对武汉的交通历史很有研究，请您讲一讲这个歇后语到底有哪些巧妙之处。
清末汉口集家嘴码头
袁厚翔：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荡，可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擂到荡”当动词。过去武汉人把划船叫作“趟桨”，“擂到荡”即“不停地、用力地划桨”。武汉位于两江交汇处，汉江与长江相比，河道狭窄、江水落差大，在汉口集家嘴那里还有一个直角拐弯，水情复杂。从长江进汉江或者逆汉水行船，船工必须奋力“趟桨”，一刻都不能松懈。武汉人那种不服输、“不服周”、力争上游的精神，在船工身上表现出来了。
第二，“擂到趟”作数量词。集家嘴码头是大宗商品集散地，等待上船的乘客、货物非常多，需要渡船一趟接一趟地加紧运送，频繁往来于两岸。而在很多年以前，汉阳与汉口两岸相对的两个码头都叫集家嘴码头，所以“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趟”就是指在生活里别松劲，多跑几趟，含有鼓劲之意。这也表现了武汉人不服输的性格。
三、航运业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主持人：袁老师非常形象的讲解，让我心中也产生一种奋进的欲望，眼前浮现出当时的船工面对水流湍急的恶劣环境，仍然要奋力划桨，一趟一趟完成任务的场景。同时，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船工在承担水上运输的重任，可见当时内河运输对社会经济生活已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或缺了。张老师，您看是这样的吗？
张笃勤：武汉作为滨江临汉的港口城市，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航运。武汉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口众多，但是周围的土地有限，好多的物产要依靠外地输入。武汉也是一个货物转运中心，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都靠航运来满足。历史上，武汉集散的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木材、棉花、瓷器、药材、茶叶、桐油、布匹等，不仅满足了武汉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在此集散，发往周边地区，这成为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的重要方面。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在唐代，茶叶就是非常重要的大宗商品。众所周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这样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首诗反映出唐代茶叶已是商人营利的重要商品。武汉地区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聚拢了两湖地区、江西、皖南地区的茶叶。对外茶叶贸易方面，这几年受关注度较高的就是中俄万里茶道。汉口开埠以后，俄国商人来汉口买茶，主要是走江海直达的路线，先沿长江运茶出上海，然后通过海运，或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再转运俄国内地；或先运至天津海港，一小部分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大部分装帆船运至通州，然后通过陆路经张家口运往俄国边贸集镇恰克图。在清末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以后，茶叶从天津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通过铁路转运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这样运输快一些，货物数量也多一些。进入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又利用义勇舰队开辟了汉口与黑海的敖德萨港之间的定期航线。俄国商人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装运茶叶，效率是以前山西商人利用帆船与牲口驮运茶叶经山西前往恰克图不能比的。
清末汉口英租界工部局前的挑茶苦力
刚才孙老师讲到近代航运对武汉城市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其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就是对外贸易离不开航运的支撑。近代轮船兴起以后，“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更便捷，跟世界很多地方都连通起来。汉口成为世界上知名度很高的港城，就是得益于近代轮船的兴起。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好多外国人仍只知汉口而不知武汉。这和近代汉口对外开放以及轮船航线的开通密切相关。当代武汉正在努力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港城一体化发展，航运是保障民生及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方面，譬如今天我们做讲座的粤汉码头游船，就是用来满足本市和外来游客观光休闲的。
四、码头禁忌和俗语“拐子”“搭白算数”
主持人：如此看来，“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荡”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贡献的。随着航运的发达，从事航运业的人和船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些极具行业特色的现象。记得1991年我刚参加工作时，老师傅告诉了我一些船上的规矩，比如系缆桩上不能坐人，因为早期的划子安全性较差，设备很简陋，拴缆绳的部位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坐人以求吉利、平安；此外，在船上吃鱼，一面吃完了，换另一面吃的时候，不能说“翻”字，要说“侧”，也是为了求平安。
以前船只安全性比较差，人们在船上工作与生活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天气等自然环境，所以常常祈求老天爷保佑。正如张老师所说，船只从汉口出发，直至入海，航行过程中肯定会停靠，停靠时船员会与当地人在思想、习俗上有所交流，从而逐步形成一些共同认识，港口文化即由此而来。
清末汉水入江口商贾往来，舟楫相连
武汉曾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富有民间色彩，带有船码头的特殊风格，这个称谓就是“拐子”。袁老师是“老武汉”，请袁老师给大家讲讲“拐子”。
袁厚翔：武汉极具包容性，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它是个江湖城市。在古代，外地人到武汉做生意，依地缘形成很多商会、公馆和同乡会，如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等。他们因方言相同、习俗相同、买卖的商品相同，抱团发展，并以其中年纪较大、德高望重者为领导。大家敬重他，称其为“拐子”。“拐子”，这是一个江湖的称呼，在行帮当中就是“老大”“头目”。有的人把它用到家里，以“拐子”称哥哥。
很多武汉方言带有豪爽的江湖气，比如“搭白算数”，就表现了武汉人敢于承担、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的特质；“打码头”，意为相互竞争，争地盘。所以说武汉人有一种江湖气，很多武汉方言，深究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五、武汉码头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
主持人：从“集家嘴的划子——擂到荡”，到吃鱼不能说“翻”，再到“拐子”“搭白算数”，都折射出当时的民间文化。武汉因水而兴，航运历史悠久，以码头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必然带有浓厚的码头色彩，就像袁老师所说，把“拐子”一词用到家里，称哥哥为“拐子”，这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所以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武汉的城市文化就是码头文化。张老师，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呢？
民国汉口码头工人搬运货物
张笃勤：把武汉城市文化归结为码头文化，我本人是不赞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关于武汉文化个性，有几个公认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多元并蓄。既然我们说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不一样的，武汉又是一个各种行业、各种阶层市民都生活于此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受不同地域文化熏陶的移民城市，那它的城市文化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码头文化。这是从理论上来说的。
其次，从实际情况来说，武汉文化积淀丰厚，明清时期武昌府的科举水平在全省仅次于黄州府，众多学子通过科举成为文化名人及高级官员。明清两代，武昌是两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贡院也设在这里。直到当代，武汉还是湖北省的省会，是湖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官方倡导的思想文化一直是武汉的主流文化，不能把武汉文化等同于一种单纯的码头文化，或者把码头文化说成是武汉的主流文化。
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航运发达，码头林立，依赖码头生活者众多，从清末1万多人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将近10万人，规模庞大的码头工人对武汉城市文化肯定是有影响的，码头文化是武汉城市文化中的“亚文化”。武汉人的一些方言或者共同性格，如前面两位所说，就有码头文化的痕迹。武汉底层社会推崇的江湖义气、好勇斗狠、敢闯敢拼，可能就受到了武汉码头文化的熏染。综合以上内容，我不赞同武汉文化是码头文化的说法，但我认为码头文化是武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轮渡在武汉市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主持人：张老师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武汉因为其地理特点，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在城市文化上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武汉地处华中，近千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吸收了很多其他地域的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码头工人的艰辛造就其吃苦耐劳的品格；码头帮派的好勇斗狠发展为敢打敢拼的性格；一句“搭白算数”，让人感受到武汉人敢于担当、重情重义的精神……这些都展现出武汉多元的城市文化风貌。那些穿梭在江面上的一艘艘渡船，就是武汉市民上班下班、走亲访友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也承载着年轻人约会后回家路上吹着江风、回味甜蜜爱情的美好记忆。袁老师，冒昧问一句，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坐船过江约会的？
袁厚翔：我年轻时住汉口一元路，我的女友住在武昌平湖门，所以经常坐轮渡去约会，有时我们在码头上或长江边坐一会儿。对武汉人来讲，轮渡是不可或缺的东西，特别是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前。
20世纪30年代武昌汉阳门码头轮渡
旧时渡江多用木船，一首童谣记录了武汉地区的渡船：
张打铁，李打铁，
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
我不歇，
我要回去摘茶叶。
茶叶香，酒也香，
十个鸡蛋打过江。
江那边放大炮，
江这边放小炮。
这首童谣在国内一共有50多个版本，但唯独武汉地区说“10个鸡蛋打过江”。这10个鸡蛋怎么“打”呢？是把蛋壳扔过去，还是把鸡蛋丢过去呢？原来10个鸡蛋是乘客在没有现金时给船家的“船钱”。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细节，很鲜活地被童谣记录下来了。
那句“江那边放大炮”是何意呢？武昌是省城，蛇山顶上有子午炮，每到中午12点（即午时），就要放炮报时。放炮是政府为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12点放午炮了，这个时候学堂放学，工人开始吃饭，休息一下。
“江这边放小炮”又指什么？小炮是指汉阳城的午炮。汉阳是县衙所在地，放小炮报时。这首童谣记录了旧时武汉渡船中午12点开船。
近代武汉在城市公共交通当中是走在“第一方阵”的。1896年，冯启钧在汉口创办轮船公司，拥有楚裕、楚胜两艘渡轮，往返武昌与汉口之间，开启了城市公共交通新的航程。1937年火车过江轮渡开通，至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停止运营。20世纪80年代汽车轮渡开通。
据老人们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都曾乘坐武汉轮渡过江。这是武汉轮渡公司的光荣，也是武汉人民的光荣。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武汉轮渡“武康”号，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在武汉长江大桥2号桥墩与3号桥墩中间穿行两次，并听取武汉大桥局负责人汇报，下午畅游长江。6月2日和3日，毛主席又接连两天畅游长江，在畅游后上船吃了由厨师杨纯卿做的武昌鱼。3日回到东湖宾馆后，毛主席诗兴大发，挥毫写下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民初汉江上舟楫云集，江对岸为汉阳
还有一个故事，据说轮渡公司的职工原来都在码头上吃饭，不在船上吃。由于那一次是在船上给毛主席弄的菜，自此以后，每艘轮渡上都配了炊事员，解决了职工吃饭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毛主席给轮渡职工带来的福音。毛主席留下的诗词、留下的这段佳话，给武汉轮渡增光添彩。
张笃勤：在轮渡出现之前，武汉摆渡历史悠久。秦腔有一出传统戏《龙凤呈祥》，其中的经典折子戏《诸葛撑船》，演的是诸葛亮扮作渔翁，撑船接应被东吴重兵追杀的刘备过江的故事，说明那时候就有划子在长江摆渡。在历史文献中，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里有个流行的说法：“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据说汉阳有一种渡船叫“双飞燕”，行驶快捷又稳当，而且船资极为低廉。我补充这一点，就是为了说明武汉三镇在交通方面，渡口、摆渡历史悠久，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七、武汉航运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主持人：是的，武汉的渡口、渡船历史悠久，一直承担着武汉的水上交通功能，即使现在，它们也在为这座城市的交通起着重要的作用，带来的各种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渡船上有这样一个词——“日行夜保”，就是渡船白天航行，晚上维修保养。因为船是机械，总会出现故障，这时船员会采取各种应急措施，让船坚持到晚上回码头。等到晚上，轮机长就带着船工进行维修工作，以保证第二天正常航行。我记忆当中，我们现在所在的“两江晴川”游船所处的泊位，就是由原来粤汉码头到对面徐家棚码头的航线使用的，当时我在轮渡一号船上，收班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半。一旦当天机器设备出了故障，收班后轮机长就带着我们加班干活。机器设备维修有时需较长时间，可能会修到凌晨两三点，五点半又要开始泊船，准备第一班航行了。机器设备总是有油污，一动手维修就会弄得黑乎乎的一手油，确实是又脏又累，但还是要连夜把故障解决。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现象，一是因为制度要求，二是职业责任感。早上九点半左右船员要交接班，轮机长或者大管轮都是搞技术的，如果在交接班前未把设备故障处理掉，会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武汉话叫“蛮丑”。这样的事一旦发生，会被作为话题传好几年。所以，技术人员的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比制度的作用更大一些。其实这个“日行夜保”也体现出码头文化当中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一面，我的事，我做完，再苦再累也要完成。
2008年武汉过江轮渡（袁厚翔 摄）
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前，武汉就因为长江和汉江而成为中国内河交通枢纽，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人员和货物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从四面八方来，到五湖四海去。当时内河航运相当发达，“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就是对当时汉口码头繁忙景象的描述。汉口开埠之后，近代航运逐步发展，蒸汽轮船逐步取代划子，效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武汉的航运由此直达海外，成为长江中游对外通商的第一大港。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武汉的航运仍然是非常兴盛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航空、公路、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武汉的航运业经历了一个低谷期。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讲目前武汉的航运现状。
张笃勤：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成为长江航运的管理中心，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设在武汉，其二级单位长江航道局、长江海事局也设于此。自2011 年国务院提出把武汉建成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以来，湖北省和武汉市大力发展航运，武汉的航运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武汉有港区9个，其中长江岸线港区7个、汉江岸线港区2个，生产性码头191 个。泊位长度28884米，散货、件杂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1亿吨，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25万标准箱（折合约2607万吨）。武汉港是交通运输部定点的全国水铁联运主枢纽港，也是华中第一大港，2023年武汉港的水路货运量1.7亿多吨，发展势头迅猛、前景广阔。
八、武汉码头文化的精神内涵
主持人：张老师让我们了解到武汉航运的现状，并且描绘了精彩、辉煌的武汉航运发展前景。从第一条划子到如今自动化操控的船舶，从码头工人的肩扛手抬到现代化的物流港口，从人头攒动的轮渡到悠闲夜游的游船，航运始终伴随着武汉这座城市，码头文化也在岁月更替之中融入人们的生活、语言和思想，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呈现出新时代的特质。
今天，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汉的码头文化不是低俗文化，不是穷苦文化，更不是封建帮派文化，而是能吃苦、重情义、敢担当、图发展的一种精神内核，兼收并蓄，自成风骨。在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上，我们新时代的航运人不仅要传承码头文化，而且要让码头文化的精神内涵继续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如果要为武汉的码头文化做一个概括，也为今天的讲座提供一个结束语，我觉得应该是八个字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作者简介：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厚翔，武汉交通史专家。
来源：罗萍主编《武汉记忆：人文讲演录》（武汉市社会科学普及资助重点项目），武汉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