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0日 星期日 记于武汉
今日母亲节，原定为家长筹买一宽肚花瓶，配野柿子。柿子如火红灯盏，寓意红火幸福之意。本意以此花瓶装应季花卉。此季节为芍药花季，刘禹锡诗有“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二句，意在赞扬牡丹雍容华贵之姿较芍药为盛，但芍药既种于庭前，对生长环境无所要求，且为春之尾声，夏之始祖，故以五月花神喻之，苏轼有言“杂花狼藉占春馀，芍药开时扫地无。多谢花工怜寂寞，尚留芍药殿春风。”但芍药开在众花凋败，春意已去之际，又有离别之寓意，如姜夔名句“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芍药既是盛大的，也是寂寞的，故其花枝之招展，更足为一曲寂寞挽歌了。不过现代社会，物流发达，技术成熟，不同品种、不同花色的芍药聚在一处，又自成一派。如山东芍药，花盘大而饱满，粉嫩丰盈；成都芍药以白色为主，娇羞可人。余曾购买10枝，可惜病坏，仅有4枝正常开放，其他数枝则仍呈含苞待放姿态，可能长睡不醒罢。相反，书桌旁鱼缸内养沃之九冠，不知何时突然在根部生出一茁壮枝丫，上点缀绿色花蕾，因天气温热，已有白色花瓣微露，只等看客之欣赏。今日读过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自清末立宪派、革命派而自民初的政党，此一系统均已完整度过。是书结论中有一点睛之笔，以为民初的政治，尤其是党争，一大特色在于‘’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此句话初读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却能勾连起传统的政治文化与西方移植过来制度之间的方枘圆凿。直到现在，我们在研究高层政治过程中，人事仍然是最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一环。不管政治如何地科学化，历史的意义与人的因素仍然是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否则则会被认为是“不懂政治”。民国初年的制度设计，很难以纯粹的理想而独行其是，我的短评写到“如何将西方体制在刚刚成立的共和国落地，如何利用制度因素防止政治的倒退，是彼时有识之士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自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的短短三年间，总统，内阁，国会，宪法等重要问题勾连甚多，政党是其中重要的活动者。是书大体依据组成，政纲及具体实践，将民初政党划分为保守与激进，制约政府与亲政府两派。但作者亦注意到，民初的政党竞争不是纯粹的政党政治，他的概括甚为经典:“民国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抗，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竞争既受到强势总统的分化拉拢，也受到清末以来立宪派与革命派对峙的影响，又和历史传统中派系竞争从属于政治的渊源相互勾连。以缔造共和自居的革命党人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向国家党的转移，改良的立宪党也失去同行政权斗争的力量和空间，民初的政党之经验与教训实在深刻。”又读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1998年版，此书汇集张国淦建国后公开或未公开的回忆，多为北洋时期张国淦所经历之重要史事，兼品评人物。台湾蔡登山亦做此汇集，较比大陆多了《民初国会的斗争》和《直皖之争》两篇，所幸两篇内容均可以在目前数据库中检索看到。此书价值，在于张国淦位置特殊，沟通各方，常常能够获得重要人物的第一手信息与情报。比如他在洪宪时期记录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看法，府院之争时期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意见如何，颇多密辛，北洋史研究，此材料真假如何且不论，非常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