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伦娓
1938年3月10日开始，武汉大学开始西迁。4月29日正式在乐山复课，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
１９３８年日军入侵华中腹地，武汉岌岌可危，珞珈千余名师生员工被迫西迁乐山。国难当头，乐山以宽广的胸怀，主动接纳了武汉大学师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学校在战乱中得以存续发展。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华北的平静。一年后，随着南京沦陷，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为此，刚刚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
此时的珞珈山上，武汉大学新落成的琉璃碧瓦校舍尚未褪去光彩，图书馆的青铜门把手还泛着冷光，而校长王星拱已站在东湖畔的办公室内，凝视着迁校委员会的报告。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１８９３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此后，自强学堂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１９２８年，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目光再次回落在桌上摊开的中国地图上，红铅笔圈出的古称嘉州的小城“乐山”，似乎成了这所年轻国立大学存续的最后希望。
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１９３８年１月，武汉大学总务处主任熊国藻带着杨端六、邵逸周，揣着校务会议通过的《迁川办法大纲》，前往四川各地考察迁校地址。他们的行囊里装着测量仪器、空白账簿和三十封介绍信——这些信是写给沿途各地官员、商会会长和士绅的，信纸右下角盖着王星拱的朱红印章。船过三峡时，熊国藻在日记里写道：“夔门两岸峭壁如削，纤夫号子与轮机轰鸣交响，恍如古老中国与现代文明的撕扯。”
在四川境内，考察组先后踏勘了宜宾、泸州、万县等地。宜宾虽有长江水道之便，但校舍分散；万县地势险要却文化底蕴薄弱。直到他们沿岷江行至乐山，眼前豁然开朗：三江交汇处，九峰环抱的古城内，文庙的朱漆大门半掩，露出棂星门上斑驳的“德配天地”匾额；龙神祠的戏台空置，石阶缝里钻出几丛野菊；白塔街的福音堂尖顶刺破薄雾，街边茶馆飘来竹椅与盖碗碰撞的脆响。当地商会士绅听说来意，当即拍板：“武大若来，文庙腾给图书馆，我家祠堂可作教室！”
1943年5月，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中）与教务长朱光潜（右）化学系主任叶峤（左）在乐山文庙校本部
正因如此，王星拱在《本校迁校经过及迁校以后处理校务大概情形》中总结了六条选择乐山的理由：
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经教育部批准后，１９３８年３月，学校部分教职工和一、二、三年级学生６００余人分批乘轮船先行入川。武汉到乐山，全程水路２０００多公里，交通工具紧张，分武汉至宜昌、宜昌至重庆、重庆至宜宾、宜宾至乐山四段进行。武汉至宜昌段，大部分由武大租用拖轮驳船起运，其余航段都由民生公司轮船包运。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第一批教职员和学生从武汉出发，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经济困难者，由学校发给１５元旅费。医学院的解剖模型封入三十口桐油浸透的木箱，生物系的标本罐以棉絮重重裹护，法学院那三千册《六法全书》，则被油布紧束如青砖，静待千里舟楫载往嘉州。当民生公司的“民权号”拉响汽笛时，师生们凭栏远眺，遭逢战乱的人们，为了继续生活、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遥远的异地。
船队过宜昌时正值枯水期，师生们被迫换乘小木船。法学家刘秉麟在回忆录中描述：“纤夫赤脚踏过江滩卵石，缆绳深勒进肩膀，学生们把省下的馒头塞进他们开裂的手掌。”最惊险处当属青滩，法学院女生的箱子被浪头打翻，法律条文手抄本在漩涡中沉浮，她蹲在船头嚎啕大哭，船老大叹道：“妹儿莫哭，到了嘉定城，我帮你找纸重写。”
４月２日，当最后一批师生抵达乐山高北门码头时，晨雾中的古城正被杜鹃啼醒。迎接他们的是满街黄葛树的新叶，和沿街店铺挂出的“欢迎武大迁嘉”红布条。历史系教授吴其昌站在船头热泪盈眶：“此情此景，堪比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由于准备充分，在当地政府、士绅和居民的帮助下，４月２９日，首批入川师生即在乐山开学上课。至７月，珞珈山本部的教职员工随王星拱校长抵达乐山，“国立武汉大学”正式迁入。学校租借文庙、三清宫、三育学校、观斗山、露济寺、龙神祠、李公祠等房舍为校舍，乐山城内顿时衍化成为一个容纳现代大型高等学府的文化空间。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许多年之后，当我在乐山文庙举办的武大内迁纪念展上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中生出许多感慨。照片上，一艘轮船正在前行，船舷边，两个年轻女子（武大学生陆秀丽、唐良桐）正凝视着岸边群山，她们短发旗袍，面容沉静、愉悦，像是在经历一次轻松的旅行。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她们是生逢乱世的学生，她们不得不跟随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与命运艰难抗争。
乐山城依山临水，形胜天成。自老霄顶俯瞰，香樟与桂树浓荫如盖，掩映着层层叠叠的屋舍；屋宇之外，大渡河如一匹素练横亘于天地之间，水光映着低垂的铁色云影，河畔尽头，那尊千年大佛静坐于苍崖之上，默然注视着人间沧桑。而近处绿荫深处，一片红墙黄瓦悄然浮现——那便是嘉州文庙，自１９３８年起，成为武汉大学流寓八年间的总部与主校区。如此，文庙不仅承续了千年礼乐之遗韵，更在烽火连天之际，托举起一所现代大学不灭的弦歌。
文庙要算最具中国元素的建筑。作为孔子的祭祀地，两千多年间，文庙遍布宇内，最多时曾有一千六百余座。除了祭祀孔子，文庙同时也是县学、府学所在地。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隐藏于西南地区大小城池中的文庙，其时，它们虽已失去了县学府学的功能，却意外地华丽转身：成为众多内迁大学的办学地。像西迁湄潭的浙大，它就设在湄潭文庙。至于武汉大学，从确定迁乐山时起，乐山文庙——当时还习惯称为嘉州文庙——便是预设了的流亡时期的武大总部。
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朝武德年间（公园６１８年－６２６年），原址在乐山城育贤门外育贤坝上，后被大水冲毁，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１４６４年）搬到老霄顶下。今天的乐山文庙占地面积约１１２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约３６００平方米，建筑群呈中轴对称布局，中轴线上依次为泮池、棂星门、大成门、露天燎台、大成殿、崇圣祠。那时，崇圣祠一身多任——既是校长室、教务长室，又是会议室、工友室，还是储藏室。王星拱校长就在这方寸之地办公，也在此迎接过李约瑟等众多远道而来的贵客。偶有片刻清闲，他便缓步踱出房门，穿过回廊，来到前方的大成殿。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心骨，单檐歇山式屋顶覆着琉璃筒瓦，飞檐如鳌首昂然探向天际。殿内二十八根楠木巨柱，每根直径近一米，沉稳如林，静默如史，被师生们敬称为“镇庙之宝”。武大西迁乐山后，图书馆便设在这座恢弘却朴素的殿堂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西迁的高校中，唯有武大是一步到位落脚乐山；虽途中遭日机轰炸略有损失，但相较浙大、西南联大，其图书与仪器保存最为完好。更令人动容的是，在那样艰困的岁月里，武大仍坚持购书——许多书籍自海外订购，先抵香港，再辗转内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岛沦陷，书籍只得改道缅甸，经滇缅公路艰难跋涉，终抵乐山。至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武大馆藏已有中日文书籍１０８，２３３册、西文书籍３０，１２９册；到１９４６年复校武昌时，总量已增至１５４，４５５册。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正是这段烽火岁月中武大图书馆的掌灯人。
大成殿内，孔子与其弟子的塑像静静俯视着满堂学子。书架高耸如崖，自修的学生密密排坐其间，唯有书页翻动的轻响和偶尔一两声压抑的咳嗽，划破这肃穆的寂静。殿前庭院古木参天，苍翠如盖；东西两侧，两座钟楼般的阁楼遥遥对望——那是法学院与文学院的办公室。阁楼下，东西两庑共十四间屋舍，便是文、法两院的教室：大的可纳九十人，小的仅容三十人。王星拱常绕过那些直指穹顶的书架，信步走上殿前台基，伫立良久。耳畔传来各教室里教授们南腔北调的讲授声，或激昂，或低回，如溪流汇入江河。有时，几只乌鸦栖在庭中老树上，毫不怯人，沙哑地啼叫几声，仿佛也为这乱世中的弦歌添上一笔苍凉注脚。
教室逼仄而幽暗，图书馆早已人满为患。幸而乐山城茶馆林立，三百余处氤氲着茶香的铺面，成了武大学子心照不宣的“第二课堂”。但这仅限于男生，齐邦媛在她的自传《巨流河》中写道：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朱光潜常坐在观斗山下的“听涛”茶馆批改《诗论》书稿，茶博士记得清楚：“朱先生每次来，总要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配三块椒盐桃片。”
最传奇的是１９４１年春，生物系教授汤佩松在“锦江春”茶馆偶遇燕京大学西迁教授林耀华。两人用茶碗摆出川康地区地形图，蘸茶水画出民族迁徙路线，这场即兴讨论后来催生出林耀华对康北藏民区域和嘉绒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写作计划。汤佩松在回忆录中感慨：“那天茶钱不过一角二分，却抵得过整年的学术会议。”
教材不足也是必然。朱光潜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为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开“英诗”课，但该书全校只有６本，只得３本分与男生，３本分与女生，由他们各自按课程进度先抄写再上课。齐邦媛为此专门去嘉乐纸厂买了３个精美的笔记本，那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的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五十多年后，当齐邦媛已是白发如雪的八旬老人时，当年的笔记本还珍藏如初。与笔记本一起珍藏的，还有她对朱光潜的清晰记忆。
武大西迁安顿至此，小小的乐山城一下子拥进一所一千多人的大学，根本没法找到足够大的地方容纳，教室自然分作几处，宿舍更是化整为零。
位于城中心的白塔街是一条徒有其名的小街，不仅我没看到白塔，即便８０年前的武大师生也同样没看到。不过，白塔街曾经的那栋白色洋楼，却是每个经历过乐山岁月的武大人都记得的。那所白色洋楼就是女生宿舍，公认是武大最好的房子，学生们将其称为“白宫”。女生宿舍“白宫”坐落在白塔街尽头，原是美国浸礼会的教士培训所。四层木楼每层有十六间寝室，薄木板墙不隔音，清晨总被此起彼伏的英语诵读声唤醒。杨静远在《让庐日记》里写道：“天井里的青苔永远湿漉漉的，晾衣绳上的蓝布衫滴着水，像一串未完成的五线谱。”
据杨静远回忆，由于房少人多，只有三四年级的师姐才能住，一二年级的学妹们只能住在白宫脚下的中式平房。这些平房潮湿破旧，如同“王宫下拥挤的鸡窝”。
在齐邦媛印象中让学妹杨静远羡慕不已的白宫，由于年久失修，“既不白也非宫”。当然，齐邦媛也承认，与男生宿舍相比，白宫还是要“好得多”。散布在乐山城内的六处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每一处都无一例外地阴暗破旧，拥挤不堪，不仅多老鼠，甚至还有蛇虫出没。并且，还发生过因宿舍门外没有路灯，几个学生从高处失足跌下造成严重伤亡的惨剧。
前文提及的杨静远是武大教授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１９４１年，１８岁的杨静远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最初，她们一家住在城中心鼓楼街，同院的还有后来任武大校长的周鲠生和法学院长刘秉麟。但日机轰炸后，小院化作瓦砾，他们家经过几次搬家后，与苏雪林、韦从序三家租住陕西街４９号的“让庐”。此后，杨静远考入武汉大学，在乐山度过了她最鲜亮的四年青春——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那座三江交汇的小城，成了她情窦初开的见证：朦胧的心动、滚烫的初吻，都被她悄悄藏进了《让庐日记》的字里行间。她曾独自穿过夜色浓重的街巷，只为赶赴一场演出；也曾与同窗一道，教码头上的民工识字读书。春天来时，梨花如雪，阳光穿过枝桠，碎金般洒在她与恋人并肩的身影上。午后，他们从校园缓步归家，一路春光潋滟，连江水也褪去了冬日的冷冽，泛着温润而跃动的光。年轻的他们，在爱恋中低语，也在理想中激辩——一边牵着手，一边谈论着国家的明天。１９４０年秋夜，日机轰炸后的停电时分，百余名女生挤在楼梯间，就着桐油灯听袁昌英讲《法国文学史》。微光中，袁先生旗袍上的玉兰刺绣忽明忽暗，她说：“莫泊桑在普法战争后写出《羊脂球》，我们今日的苦难，也会酿成明日的杰作。”几十年后，当我走在杨静远日记里多次提到过的陕西街、白塔街时，一切都已和昔年判若云泥，但我分明感觉得到，在那个河山残破的年代，青春的孜孜不倦与热血执着，照亮着幽暗时代。青春学子们无论在多么艰危的环境下，也始终保持着蓬勃朝气的思想变化和文化生活，成为历史记忆中一朵最亮丽的小花。
深处四川腹地的乐山，古称嘉州，自古以秀丽的山水和发达的井盐业著称。同时，这里的紫土丘陵，也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农业区。尽管半壁河山沉入血海，但武大初迁时的乐山还是一片难得的安宁之地。
叶圣陶于１９３８年底受聘至武汉大学任教。初抵乐山，见街巷清整，物产丰盈，物价亦廉，遂在致友人信中欣然写道：“此间生活便宜”，“以生活情形而论，诚然安舒不过。”然此般宁静未久，随着内迁人口日增，加之１９３９年日机狂轰滥炸，嘉州古城顿成焦土，昔日安舒之境，遂渐转为艰困之局。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９日，３６架日机飞临乐山，一番狂轰滥炸后，四分之三的街道化为瓦砾，民众伤亡达三千余人。以这场大轰炸为界，武大师生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天壤之别。
古嘉州岷江岸，一个学生俯视着水池思考。他可能在思考学术问题，也可能想念身在沦陷区的亲人，也可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
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本属社会中的优渥阶层，若非战乱突起，他们大可安坐书斋，过一种体面而从容的生活。然而战争从不循常理，亦无慈悲可言，它如狂澜席卷，将亿万人的命运连根拔起——教授们亦未能幸免。自１９３９年乐山遭日机轰炸，战火愈燃愈烈，西南一隅遂成民族存续的最后屏障。人口骤增，物资日蹙，物价随之节节攀升，且一日紧似一日。至１９４０年，许多日常用品的价格竟较前一年暴涨十倍，昔日尚可喘息的安稳日子，转瞬之间已成遥不可及的旧梦。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是知名作家，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攒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物价飞涨后，打了七折的薪水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为此，她不得不荷锄汲水，灌园种菜。杨静远在日记里悲愤地为她鸣不平：“她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现在却眼看着要饿死。”工学院教授郭霖，初时也慷慨捐款１０００银元，并自行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送往前线。急公好义如此公，后来也因生活贫困，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同样英年早逝的教授还有不少，如黄炎培的长子黄方刚。李约瑟到武大时，黄方刚向其作了“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不意天妒英才，黄方刚于１９４４年因肺病去世。闻此噩耗，顾毓琇哀歌当哭。悲痛的文辞，既是对好友夭亡的追悼，也是生逢乱世的读书人的自挽：“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
王星拱贵为一校之长，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我记得靠每月的一袋平价米生活，米中有老鼠屎、沙粒，霉变成灰色，难以入口。我家在门前篱笆外种菜养猪，母亲还打猪草，日子过得很艰难辛苦。”
教授如此，学生更是等而下之。幸好，政府向学生发放有贷金，数额虽少，尚能填饱肚子。
１９４０年，武汉大学为全体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１３６３人中，男生营养不良者达１４４人，营养状况仅属中等者９１６人，而真正称得上“比较良好”的，不过１１７人。比营养匮乏更令人忧心的，是医药的极度短缺。同年，校内平均每日有四十余人感染疟疾，而治疗此病最有效的奎宁，每天最多只能分发十支——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从１９３８年迁校乐山，至１９４３年的五年间，因病去世的学生竟逾百一十人，死亡率高达８％。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次次向外扩展。坟茔渐密，哀思日深，学生们苦中作谑，将这片安息之地唤作“第八宿舍”——彼时全校，本只有七座宿舍而已。章心绰曾这样解释道：“有同学得知某位同窗离世，转告他人时，并不说‘他去世了’，而是轻声道：‘某某同学搬到第八宿舍去了。’这并非故作诙谐，而是不忍直面那令人悲恸的字眼。老生向新生介绍情况时，也常会说：‘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今天在第八宿舍。’——这已成了一种沉默的哀悼，一种以日常话语包裹深痛的方式。”
战时艰辛，日寇凌辱，反而更加坚定武大教师们学术救国的信念。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沿岷江来到乐山。在三清宫实验室，他目睹生物系用泡菜坛培养菌种；在龙神祠，他见到物理系用自行车齿轮改装的离心机；最令他动容的是在文庙藏书楼，哲学系教授万卓恒在《自然》杂志的边角空白处，用蝇头小楷写着黑格尔逻辑学的批注。李约瑟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些衣衫褴褛的学者，在漏雨的庙宇里进行着世界级的思考。今夜，我在油灯下重读《中国科学技术史》提纲，感到前所未有的羞愧与振奋。”。１９４３年从成都前往乐山就读的武大哲学系学生、日后著名的哲学家萧萐父总结得很好：“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八年间，有５４名教师出版了学术著作，其中２１人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另有多部著作在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以及国民图书等出版社出版，很多师生的论文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这些著作主要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苏雪林的《南明忠烈传》《屠龙集》，高亨的《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袁昌英的《法国文学》《行年四十》，朱光潜的《诗论》《谈修养》《谈文学》，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等。
乐山期间，王星拱说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时候，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创建了中国惟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传记《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曾两次到访乐山的李约瑟博士，对武大教授们执着、顽强的科学精神及取得的科研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就应用来说，武大师生对乐山丝绸业、盐业等工业进行了调查，参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盐碱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新办的矿冶工程系和机械工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机械人才，还为乐山最兴盛的井盐业和采煤业设计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台吸卤机；找到了治愈跁病的秘方……
武大在川８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各校中名列前茅。１９４０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４５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国第四。此时，这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学，已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乐山八载，数千武大学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锦瑟年华，从中走出的佼佼者不乏其人，诸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设计者黄孝宗，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台湾“经济部长”赵耀东，中国海洋学奠基人之一文圣常，逻辑学家李匡武，历史学家严耕望，经济学家刘涤源、刘诗白，法学家端木正，数学家张远达，化学家彭少逸，生物学家张致一……１９４８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七所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８０分以上者，可获得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
春来水涨，青衣江、大渡河的两岸林木苍翠欲滴，草色深浓如墨——这方被战火遗忘的角落，竟成了乱世中一方难得的书声之地。那些自东湖之滨溯江而来的师生，在此安放了破碎的山河与不灭的志业。他们于文庙檐下读书，在茶馆灯下论道，于病痛与饥馑中著书立说，以笔为炬，以学报国。纵使坟茔渐起于城西，青春早凋如落花，那弦歌却从未断绝。
今日江水依旧潺湲，仿佛仍在低吟那段在苦难中坚守文明火种的岁月——三江汇流处，嘉州古城内，曾有一所大学，在最黑暗的年代，活出了最明亮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