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光影四十年:武汉大学摄影群体现象

2025年12月16日至2026年1月3日，“观道@从珞珈山出发”武汉大学摄影群体展在成都美术馆圆满举办，反响强烈。

他们为何能惊艳中国摄影四十年？又何以成为一部中国摄影教育的微缩历史？其图以载道、多元创新的摄影精神对当下有何意义？本文试析之。

原文刊于《中国摄影》杂志2026年第1期。

珞珈风，樱花雨，吹面不寒，沾衣欲湿。

曾在此间浸润过灵魂的青葱少年，从此一生栉风沐雨、风雨兼程，也终不会改从这里开启的天真之眼，铸就的赤子之心。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多以地域命名的中国摄影群体中，为何“武汉大学摄影群体”独以母校为名。

这不仅仅是深情所系，更是精神所昄、志趣所向。

武汉大学摄影群体，是指自1985年以来，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及摄影专业的毕业生所组成的群体。40年来，这个群体始终满怀热爱、上下求索，在摄影创作、策展出版、视觉传播、理论评论等各个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以累累硕果成为备受业界瞩目的“武大摄影群体现象”。

其中，刘鲁豫、曹红、李楠、李晓英、余海波、李洁军、赵青、胡国庆、王景春、肖萱安先后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余海波、赵青、李洁军斩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大奖，王景春曾担任该项赛事多媒体单元评委。赵青、李洁军、李楠、王景春荣获中国新闻奖。李洁军荣获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李楠荣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著作。此外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国内外各大摄影展赛、包括多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中，武大摄影群体都斩获颇丰。

这样的成就，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天赋、才华和不懈追求，但同样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程，以及艺术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摄影，要担当起“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历史重任；要创建“摄影与影像学”一级学科——从技术化向学科化、体系化建设转变；要加强理论评论的阐释、引领作用；要使摄影真正释放其作为当代媒介的强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大摄影群体的肇始初衷、教育理念、艺术实践和精神内核，得以成为一个兼具史学价值和参考意义的生动样本。以下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

本期封面为武大摄影群体成员肖萱安作品

自由开放、独立包容的“珞珈基因”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新闻系）及摄影艺术班的创办都源于上世纪80年代由校长刘道玉主持的教育改革创新：“高等教育需要让受教育者选择自由地成长，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原材料。”1980年代初，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进入了思想启蒙期，文化艺术逐渐复苏。文学与摄影都在关注现实、表达真实，其价值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专业人才极为匮乏。同时一大批充满理想、阅历丰富、富有才华的青年，又渴望着进入高等学府接受系统教育。武大审时度势，开创性地设立了特色班：除了培养了许多作家的作家班，培养了许多摄影家的摄影班也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摄影高等教育的标志性事件。当时经费紧张没有暗室，新闻系系党支部书记吴高福就带人将办公楼的一个公共厕所改造成暗房。但物质的短暂不足并没有成为迅速发展的阻碍。

此前新闻系筹建之初，刘道玉校长即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系时一要有学科思维，二要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避免教师学科背景过于单一和“四世同堂”局面。新闻系创设摄影班时的办学宗旨，一脉相承地强调“技艺与思想并重”，旨在培养既掌握专业技能，又具备深厚人文素养的复合型视觉传播人才。因此，作为摄影高等教育发端之一的武汉大学摄影群体，接受的是新闻学、美学、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设计等多学科综合培养和人文熏陶，并得诸多名家名师言传身教，如吴高福、罗以澄、樊凡、王文豪、李敬一、易中天、张昆、石义彬、秦志希、骆郁廷、刘祖荫、丁遵新、汪申申、陶友松、黄金树、朱羽君、张其军、李邦耀、罗教讲、翟汛等等，并通过组织摄影实践、社会调研、作品研讨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从而清晰地走出了一条从技术训练到视觉素养，再到影像哲学的演进路径，证明了一种融合多种专业学科内容的摄影教育模式的有效性。这与当前学科建设中对摄影“技术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体系及跨领域专项模块”的规划不谋而合，为“摄影与影像学”一级学科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历史经验。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正如武大摄影群体在今年11月刘道玉校长逝世时所发唁电中告白的：“武汉大学摄影班，只是刘校长诸多改革中的一个小项，但已决定我们的全部人生，并重置了中国摄影版图。教育的本质不是驯服，而是唤醒久违的自身；不是塑造标准件，而是培育会思考的芦杆。在实用主义开始席卷一切的年代，他点燃的人文主义炬火，让大学成为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让我们不管走出多远，都能不时回望，然后奋然前行！”

这不仅仅是武大“永远的校长”所殷殷寄望的，也是时代赠予的高起点。自由开放、独立包容的“珞珈基因”从深植入心的那一刻，便再未离开。秉持这一精神，武大摄影群体自强不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观照现实、坚守理想的“图以载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起点高，还要走得远。武大摄影群体从珞珈山出发，走向天南海北，数十年砥励耕耘，各自精彩。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展现丰富个性的同时，也凝聚着一种宝贵的共性，那就是观照现实、坚守理想，以“图以载道”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先生的诗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是武大新闻学子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以身许国的新闻理想从来不是空谈，而是在漫长而平凡的岁月里不舍昼夜、不辞辛劳的坚守，是始终与时代同行，始终将镜头对准普通人，为人民鼓与呼的自觉追求。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武大摄影群体的毕业生们就从丰富多采又耐人寻味的世相百态里挖掘鲜活的题材与深邃的主题，高扬人文关怀与批判现实的旗帜，与众多同道携手，一路慷慨壮歌、狂飚突进，对过往抹杀主体意识的摄影工具论，以及风花雪月、远离现实的粉饰太平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与校正。在他们的镜头里，不唯美而求真；而现实与真相，不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结论，而是一个极其细腻精微的探求过程。

试举几例。如谢国安，摒弃了1970、80年代摄影界盛行的沙龙风，四十余年拍摄了近十万张照片，以平民视角的切入与城市记忆的形塑展开本真本土的影像叙事，为武汉留下了一部厚重而细腻的视觉编年史。他坚持“照着生活原貌去拍摄”，从普通人身上刻划城市真实的肌理；并善于从混乱的实景中提炼视觉秩序，揭示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辩证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市民性格与社交模式。因此他的影像能够成为武汉特有的文化地理和精神气质的索引。

这种选择，意味将摄影从目的论的工具转变为揭示真相的媒介。正如他的同学余海波所说：“谢国安的摄影并非孤立地记录城市与建筑，也非简单地拍摄人物状态，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展现人与城市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果然是同门相知。 

余海波作品

的确，真正的摄影不仅是瞬间的捕获，更是时间的凝练；不仅是现实的反映，更是历史的参与。余海波的摄影历程亦是如此。他以《幻想彼岸的锁链》成名，却没有固守实验性影像的窠臼。当他到深圳亲身感受到这座移民城市令人晕眩的巨变时，毫不犹豫地转向此岸的现实。他的摄影作品《中国大芬油画村》在2006年荷赛中获奖后被美国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等收藏。此后，他又转向另一种视觉表达方式：与女儿合拍的纪录片《中国梵高》接连获得第14届日本SKIP CITY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等12项国内外大奖。

余海波的创作生涯紧密交织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与个人深刻的内在探索。如他自己所说：“摄影已经成了我表达生命的最好方式。这并不需要在形式上有特别的规定，只需要灵魂对现实的观照，情感最真实的呈现。”可谓一语中的。

颜长江与肖萱安合作的《归山》

再如颜长江与肖萱安，则以一种神奇浪漫的方式表达着“图以载道”。

颜长江的作品通体弥漫着属于古典中国与文人情怀的浪漫与诗意。读其图其文，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处，唯有斯人独憔悴。人世间触目所及的痛苦、怅惘、无法告别的离别，不能自主的自由……颜长江反复在其中铺陈伸展他的敏感。其作品的视觉设置是典型的中国图示，背后却充满了一个活在物质消费社会中的人，对现实之种种失衡的纠结、焦虑、失望甚至于愤懑。因此，他的影像，是从古典梦境的沉醉指向现实状态的发问。他使中国传统绘画的符号、布局和意境有了与当下心意相通的力量。

肖萱安的艺术创作融合了纪实、观念、装置与行为艺术。某种意义上，他弥补了存在与虚无之间那个略显空白的地带，并使之成为一道意味深长的风景，既安静沉默如谜，又喷涌着炽热而强大的力量。

因为这样独特的气质，两位合作的《归山》也成为以三峡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影像如诗，而内力如刀；诗意如泣如诉，刀锋却锐不可当。

此外，赵青拍摄的《北川废墟上的幸存者》《深圳“8·5”大爆炸纪实》等深刻反映重大灾难事件人物命运的作品，王景春拍摄的《白血病》《孤独症》等关注特殊疾病群体的作品，以及萧云集、张钢、陶德斌、海洋、李玉祥、谢虹、许云华、焦胜、陈新宇等诸位的纪实摄影实践内核都体现着这种“图以载道”精神。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初心不改，方得始终。

多元跨界、与时俱进的“创新晶核”

武大摄影群体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呈现出多元并存、跨界共生的丰富样态，共性之上个性鲜明，与时俱进、敢于打破常规习见的突破创新从未停止，其探索路径恰恰映射了中国当代摄影从“观看”到“观念”的转型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当初教育理念的深远影响。

犹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晶核”闪耀的是理想之光。

试举几例。

李洁军作品

如李洁军的《复制战争》，别出心裁地使用微缩模型和玩偶，以装置和模仿的方式，重现了《战斗在古长城》《诺曼底登陆》等经典战争影像，在历史真实与观念虚拟之间建立了一种个人化的关联，并触及到摄影本体论层面的质疑：究竟什么是真实？照片又如何真实地反映真实？因此，这并非简单的戏仿之作，而是对于视觉经典、集体记忆如何表达、塑造真实等重要问题的深度思考。

杜子作品

杜子的《瘢痕》，则以超高像素影像拼接技术——由至少200张高分辨率数码文件拼贴而成的、高达十几亿甚至三四十亿像素的“巨像”，纤毫毕现地表现露天矿、采石场、围海造田、削山造城等人类对自然地貌的改变。这种超越日常经验的超级写实主义手法，让观看者在“广大”与“精微”的强烈对比与极度失衡中，重新审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可贵的是，作品没有流于简单粗暴的批判套路，而是拓宽了景观摄影对社会议题的追问方式。

《观道》现场，胡国庆担任策展人

再如胡国庆，在纪实、商业、观念摄影等多个领域屡出新作，尤其是近年来策划了多个重要摄影艺术展览，善于使用新颖科技手段融合不同媒材特性，构建出复合式、沉浸式、体验式的立体观看空间，令人耳目一新。

毕业后担任专职图片编辑的李楠则长期致力于视觉传播和理论评论，学术专著《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从“观看”到“观念”》等颇受好评。如视觉文化学者王保国撰文评论：“李楠多年来担任《南方周末》图片总监，同时广泛介入摄影评论、评选、策展、工作坊、理论研讨等工作，对中国当代摄影有着多角度的观察和切实的经验。她将‘问题，才是最硬的当代价值’立为个人摄影批评的核心原则，在这一框架之下对中国当代摄影的诸多热点，从理论话题到技术问题一一展开讨论，时有妙见，令人击节……”

事实上，武大摄影群体几乎在与摄影相关的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探索与实践，并持之以恒。刘鲁豫、贾玉川、崔波、李晓英、曹红、周海生、李强、肖彤彤、孙志军、章克刚、赵亚洲、张源、汪山渊、孙景梅等系友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着精彩的艺术结晶。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很长——

充满好奇的“天真之眼”，总是在主动眺望新的地平线。

当然，武大摄影群体既得之于时代之幸，也天然地必须承担突破时代之限的重任。这既是一种源于内在的自我超越，也是在种种期许之下的外部驱动。如何将这一群体作为典型样本的宝贵价值、同时包括其未竟之处进行全面有效的挖掘、整理、梳理、剖析，为其自身的持续更新提供坐标，并使这种具备坐标感的探索之得失成为中国摄影界可供借鉴与省思的生动参照，正是当下重要而迫切的命题。这也是笔者将本次展览学术研讨会主题确定为“致远·拓新”的意义。

在中国摄影教育从分散走向体系、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中，武大摄影群体的成长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摄影教育的微缩历史。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摄影教育的真谛决不在于知识的简单传授，而在于思想与精神的塑造与传承。

百卅武大，“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照耀着一代又一代武大人，也是武大摄影群体一直努力践行的方向。珞珈光影四十年，是深情所系，更是精神所昄、志趣所向。

从珞珈出发的人，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