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喻欣 陶文刚
原载《武汉都市圈》杂志2009年刊
美国的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纽约是经济中心，而它的文化中心既不在华盛顿也不在纽约，而是在美国的洛杉矶。洛杉矶是在沙漠上建起来的一个城市，洛杉矶能做美国的文化中心，武汉为什么就不能做中国的文化中心？
2009年9月18日，武汉的各大主流媒体几乎同时刊出了一则新闻：武汉将在东湖路重金打造“武汉·中国文谷”，该项目已正式获得武汉市重大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认证。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乐观者认为这将是武汉继光谷之后又一城市运作大手笔，作为重大文化创意产业，文谷的出现必将成为武汉市的朝阳产业，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一些热心的媒体甚至开始掐着指头计算：文谷建成之后，周边的房价会涨多少？忧虑者则质疑，武汉并非领全国文化之先的城市，带上中国头的文谷帽子，是概念炒作还是应景之作？建“中国文谷”，武汉凭什么？
这样议论似乎都离不开一个人——湖北文化产业商会的会长胡丹。是这位已经70岁的民营企业家，一手策划、设计了“武汉·中国文谷”，并将其推到了武汉重大项目的前沿。
胡丹所在的湖北文化产业商会位于东湖路155号。掌门人胡丹的办公室不大，但里面挂满了书画作品，还有不少植物。胡丹1938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进入武汉市江岸区邮电局工作，成为一名给千家万户送报送书的人。“敲千家门，读千份报”，那些经他的手送出的书刊，他都如饥似渴地读了。那些日子，阅读，便成了他最大的激情和梦想。文化情结，也在这日积月累中愈加浓郁。
1988年，50岁的胡丹从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下来。一时没有了公务，他还真坐不住了，心里盘算着再找点事干。干什么呢？昔日送书，那今天就卖书吧——在胡丹看来，还是自己的老本行来得顺当。因为他不是卖一般的书，他要卖那些有意思的好书。
很快，武汉市第一家民营书店——胡丹的九州书店开业了。为表达自己的卖书理念，胡丹在书店大门贴了副对联：“培育英才，需有万卷图书；家藏万贯，不如满腹经纶”，横批则是“读书育人”。这对联的含义，就是他打出的卖书的理念。他本能地认为每个人的想法或理念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命运。他后来总结说：“理念影响行为，行为产生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就是命运。开业第一天，一位老教授看到这幅对联很欣赏，便一次性买了20块钱的书——2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后来，这位教授常来买书，并与胡丹成了好友。
为了将最好的书卖给读者，胡丹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批发市场，以灵敏的市场嗅觉，将各类最优秀的书提供给前来购书的读者。他进的书总是很快就卖完，最高的时候全店一天可以卖出2万元。
1992年，积累了一定图书经验和资金的胡丹开始不再满足简单的图书销售了，他决定向产业链的高端进军——尝试合作出版。
出书选题直接关系到你的书有没有市场。为了让自己的书一炮打响，胡丹选题未动，调查先行了。他到处去找读者询问，寻找合适的信息。一天，他拿起一本小学生课本，目光紧紧盯着课本后面的生字表，一个主意电光般让他的眼睛一亮，他当即决定去河南一趟，看望看望自己的舅父。
舅父当然高兴极了，直夸这么大年纪了的外甥还这么孝顺。哪知，胡丹说这次来其实是想专程看望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庞家就在舅父家附近。因为胡丹心底的图书选题，已敲定了庞中华。
当时的庞中华并不怎么出名，见胡丹如此热情地找上门来，很是惊讶。胡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一定会和我合作。你的硬笔书法没人看，不是你的书法不好，而是你写的内容不吸引人看。我们说写生字表，每个学生都要看，也都要练习写生字。”庞中华一听，喜出望外：“这主意太绝了！”
胡丹一次性印了50万册庞中华字帖，而且面市7天就销售一空，创造了当时图书出版业的一次奇迹。这个书畅销了十年，使很多人挣了大钱。当时的行情是印一本就可赚8毛，一共能赚45万。不过胡丹的原则是有限发财，无限发展，所以，他每本书只挣1毛钱，让更多发行商们挣钱。但就是1毛钱，也是很可观的数据——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就已是很牛的词语。
以庞中华字帖为起点，胡丹开始了在民营图书出版领域的长袖善舞。1990年代初期，他发现国内信仰危机开始冒头，马上策划了一本《思想品德》，当时的湖北小学生手上几乎人手一本。1998年，胡丹成立了九州教育书业有限公司，专心做教育图书。2000年前后，我国正在申办加入世贸，同时也申办奥运，他预测当时的形势是，学英语热潮将随之而来，就策划了两套书，一套叫做《英语新标准（同步听力同步阅读）》，一套是《英语新目标（同步听力同步阅读）》。两套书分别是供初中生和高中生使用的，并很快被全国十几个省列为教材，发行量可想而知。胡丹也由此挤身于湖北民营出版领域里的“大鳄”行业。
但尽管如此，胡丹的心里总有隐隐不甘。因为做书的缘故，他经常去国外考察，发现外国人都小瞧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甚至妖魔化中国人，这很大程度是我们文化宣传不够。“我国的经济是高速发展，产品是高度出口。但是我们的文化进出比例却是100：1，面临严重的经济文化赤字。”每次出差回来，他都要向自己的员工讲述这样的“落差”。
做书业的经验告诉胡丹，差距的背后，其实就是前景。做大文化创意产业的心愿之种，已不知不觉已经埋下。
2006年底，胡丹像往年一样背着行囊出国考察。他此次出行目的地是美国。但这次，他很意外地在美国权威杂志《国家地理》上看到一篇消息，说：武汉在未来，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城市，中国第一大城市。这一消息让他的眼睛一亮，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作为一名武汉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他想都没敢这么想，《国家地理》不但大胆提出了这个预测，而且分析得非常有理！
杂志上说，武汉地处中国心脏，不管从海陆空，交通都最便利。武汉有独特丰富的水资源，有灿烂的远古文化，有辉煌的荆楚文化，有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首义文化，还有诗意的黄鹤楼文化，唯楚有才的学府文化，教派齐全的宗教文化，山水交融的园林文化，独特的影视文化等等，形成了武汉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武汉的科技力量也很强大，在校大学生数量居全国大城市之首……
既然武汉有这么好的前景和未来，可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胡丹立即想到了自己的“老本行”——能不能把武汉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创意中心？不过，就在这个想法冒出来的瞬间，他自己就否决了自己——武汉要做文化中心，凭什么？武汉把北京放到了哪里？
在反反复复的思绪间，胡决定再做深入的考察。他先后一连去了10多个国家，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网络游戏，德国的会展基地，法国的文博，英国的创意产业和美国的硅谷、好莱坞、迪士尼等等，他去的地方，看的，研究的，比较的都是文化产业。尤其是当他再次来到美国考察的时候，他的心里终于找到了答案——美国的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纽约是经济中心，而它的文化中心既不在华盛顿也不在纽约，而是在美国的洛杉矶。洛杉矶是在沙漠上建起来的一个城市，洛杉矶能做美国的文化中心，武汉为什么就不能做中国的文化中心？
2007年春节，胡丹几乎在兴奋中度过——建设“武汉·中国文谷”的创意在他的脑中已开始熊熊燃烧。他把自己关在家中的图书室，一连半月足不出户，查资料，找论据，写创想……2007年3月6日凌晨1点，《创建文化产业集群，催生千亿新产业——关于创建“武汉·中国文谷”的构想草案》终于在他的案前成形。窗外，早春的夜晚依然寒冷，但春的气息已经明显，他仿佛看到了山花浪漫的未来。
天一亮，胡丹赶紧拿着草案去了湖北省社科院，去找他的老朋友秦尊文。秦尊文时任湖北省社科院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一口气读完这厚厚几十页的构想草案，眼睛亮得像火一样。他紧紧地握着胡丹的手，说：“你的眼光洞穿到了武汉的未来，非常好，太好了！”秦当即以省社科院的名义起草了将“创建武汉·中国文谷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科研报告，提交相关部门征求意见。看到秦尊文对自己构想发自内心的认同，胡丹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高兴。
胡丹心里明白，文谷做起来是个大产业，光有社科院的支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光有他一个人的创意和智慧更是不行，必须要集合更多人的智慧和声音，让一个人的创意变成无数人的行动，梦想方可能落地生根。为此，他将图书公司全部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全力扑了进去。因为创想文谷的资金全部都是从图书公司拿的钱。儿子和老伴虽然支持，却心里很没底，觉得这件事悬得很。可倔脾气的胡丹就认准了文谷，任家人怎么说都毫无所动。
为了让自己的方案更完善，并得到更多权威人士的认可，胡丹弄来一份省内知名专家学者的名录，然后挨家挨个地跑。去著名学者章开源家时，正是武汉百年不遇的大雪天。胡丹摔倒在结了冰的小路上。一群孩子大笑。胡丹站起来，也笑了。这一次他不但没找到章开源，反而被家人狠狠批评了一番。老伴说：“这大年纪了，不在家享受。偏要去异想天开，你疯了啊？！”胡丹笑着说：“我真的疯了！为了文谷，我疯了也值得啊！”
就在那个雪天，胡丹三访章开源，第三次才找到人。章教授看了报告，连声说好——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不但很支持胡丹的创意，而且还逐条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就这样，胡丹先后亲自向近1500人讲解了“武汉·中国文谷”，向100余名知名学者专家寻求了意见和论证，然后综合所有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了19次完善和修改。在一个又一个专家学者的支持下，这份创建武汉中国文谷的报告越发沉甸，也越发科学和有力了。
拿着这签满专家学者论证意见的报告，胡丹紧接着开始了最重要的环节——寻求政府的支持。党的十七大上已经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在胡丹看来，这个利好政策仿佛就是针对中国文谷的。
2007年12月，武汉市委书记杨松作出批示：“此报告应给予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我省文化产业发展。”陆续地，蒋大国、李鸿忠、李宪生副省长，张岱梨、张昌尔、宋玉英等等，许多省市领导都批示要大力支持这件事。
2008年初，湖北省的两会上，一直是政协代表的胡丹因超龄被邀为列席代表。他拿着关于创建武汉中国文谷的提案，一层楼一层楼地找会议代表讲解，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向代表们畅谈他的文谷构想……他的提案得到了70位重量级代表的支持。一时间，“武汉·中国文谷”成为这次两会上最受追捧的词句。他也由此完成了一个战役性的转折——将一个人的“武汉·中国文谷”，变成更多有话语权的人的“武汉·中国文谷”。
完成了“武汉·中国文谷”的创意、论证，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项目实施了。胡丹非常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操作这个项目的实体，那将使中国文谷停留在天空中，虚有其光焰的名字。胡丹当然更明白，既然是大文化产业，光靠自己小小的九州文化公司是绝对不行的。
一个大胆的想法又闪过他的脑海——何不整合全省文化企业的资料优势，将省内分散的文化公司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团队，组建湖北省文化产业商会？
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湖北省的文化产业起步比较晚，文化产业小、散、弱，要将300多家公司聚合起来成为集群发展，谈何容易？这不但需要一家一家地上门做宣传说服工作，更需要得到省民政厅的批准，其审核程序严格而费时，再加上商会只针对单一的产业，而文化产业包括了出版、影视、动漫、旅游、绘画等等很多产业，如果要被批准，将是第一个，这种先例是否能成立？此前，在四川省、北京、上海、广东省都只成立了“文化产业协会”，没有能争取到成立商会。
但这些难题并没让胡丹犹豫。他很快联合本省50多个文化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湖北省文化产业商会”，并亲自牵头具体去办。2008年的3月。早春的武汉乍晚还寒，胡丹每天一早6点起床，就拿起准备好的各种申报材料去民政厅，去省委省政府，找每一个可能帮助文化产业商会申报成功的部门和人员。为这件事，他走的路、爬的楼，说的话，比他任何时候都多。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2008年7月7日，全国最大的省级文化产业商会——湖北省文化产业商会正式被省民政厅批准成立。三个月没白天没黑夜的努力，终于修得正果。这一天，他在家让家人做了几个好菜，破例地喝了一小杯红酒。
2008年12月8日，湖北文化产业商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丹被推选为商会会长，做了商会的“掌门”。
有了商会，就等于有了平台，接下来就是要有大项目。胡丹率商会同仁共同提出了分批建设武汉中国文谷的各个项目——
第一批建设“武汉·中国文谷”创意中心、艺术大观园、国际动漫学院等三大重点项目。其中创意中心包括设两个管理机构——中国文谷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文化产业商会；设立三个公共服务平台——创意设计人才交流及培训平台、企业融资及财务服务平台、大型活动策划及信息发布平台；建四个基地——动漫游戏制作外包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等。
第二批建设民俗艺术村、法华寺千手观音文化旅游、中华大宗祠、荆楚文化名人园、出版产业城。
第三批建设“武汉·中国文谷”文化产业基地，打造文化产业集群。
在胡丹的创意规划里，第一、二批主要选址在武汉泛东湖地区，旨在增加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的人文景观，让沉寂的东湖灵动起来，“青山共绿水一色，文谷与东湖齐飞”！他向记者兴奋地描绘起未来的“武汉·中国文谷”：“到2013年，东湖路，也就是现在的省博物馆、艺术馆、湖北日报、省文联所在地的那条路上，将有耸立起“武汉·中国文谷”创意中心。前期将有5家以上的国际文化机构或商会；50家国家及地区以上的政府文化机构；500家以上五大洲知名文化企业形成名副其实的市价文化创意战略联盟机构……”
不过，项目再好，还需要得到省市的认可支持才可以正式向外招商引资。2009年9月8日，胡丹拿到了由武汉市发改委下发的武汉市重大项目认证书。这张编号为09322的认证书意味着胡丹的武汉·中国文谷扎扎实实落地了。根据市发改委决定，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武汉·中国文谷创意中心总投资为5.7亿元，土地手续、环评手续、审批（核准/备案）分别于2010年9月、11月和12月完成，规划手续2011年3月完成，正式开工时为2011年5月，竣工时间为2012年12月，其中“武汉·中国文谷”创意中心为整个项目的先行项目。
拿到认证书后的胡丹非常兴奋。他像又年轻了十岁一样，以40岁的激情，开始了招商引资。他的那双奔跑的大脚和那永远把自己的想法、心情与人分享的嘴，又忙碌起来。
作者简介：陶文刚，历任《武汉都市圈》杂志社记者、编辑部主任、主编/《化妆品观察》资深记者/《世界儿童·课外阅读》杂志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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